中原同學指出，社會期待司法審判應有效果包括預防犯罪、補償被害人、避免浪費司法資源，然而在弱勢者的微罪狀況，如果不從根本解決生存需求，即便有刑罰也無法遏止竊盜行為──有社工就在訪談表示，有無家者（街友）因微罪入監以後被暫停原先社會與醫療救助、跟社工失聯，出監後也只能重返街頭，也有透過仲介發派臨時工作者進監所以後跟仲介斷聯繫、更難找到工作機會、不得不再以竊盜維生。
「如果處易科罰金，對經濟弱勢者來說幾千元都可能是天文數字，就算可以易服勞役，也會中斷他們本來的工作機會──於是刑罰讓弱勢者難以脫離犯罪，不斷消耗司法資源。」即便弱勢問題不適合用刑法處理，中原同學也提到，竊盜罪屬非告訴乃論、無法以撤告，應可改成告訴乃論；此外，精神障礙者被判之刑後接受治療的「監護處分」，在修法後也變成最高5年、可累加無上限，這可能會讓精神障礙者面臨終生監禁、無法回歸社會的狀況，亦是隱憂。
該如何真正解決弱勢者的司法問題，曾任律師之台北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顏榕分享日本「轉向政策」的經驗──顏榕表示，日本比台灣更早面臨高齡化社會狀況、監獄宛如養老院，學者葛野尋之也提到，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取得緩起訴機率雖高，但如果屢次觸法再犯、或因經濟弱勢難取得緩起訴、或因有前科難以取得緩刑，釋放後往往反覆進出看守所、更難取得社會資源，而「轉向政策」就是讓被告得到支援、脫離刑事程序的措施。
顏榕解說，「轉向政策」可分為晚期支援（出口支援）與早期支援（入口支援）兩方向，早期支援即被告涉入刑事案件時的處理，包括讓被告能有辯護人協助、社福資源介入，晚期支援則是被告出監時的準備。
「他要出監了，但出去就沒事了嗎？不可能，犯罪是非常複雜的成因，經濟因素遠比法律更重，他可能在人生各層面遇到困難也無法處理、例如經濟或病弱，他不會因為出監就沒問題，只會更糟、更老、更窮……」於是日本在2009年前後即出現許多晚期支援的想法與實質援助，例如出獄後的生活協助、提供暫時居住場所、職業訓練，就是希望維持更生人的生活穩定。
至於早期支援，日本在2013年出現檢察廳主導的、協助被告脫離刑事程序的措施──例如依《更生保護法》第86條，若檢察官決定緩起訴，在認定有必要的狀況下也必須替被告申請更生緊急保護的相關資訊，而東京、仙台、札幌等檢察廳也有配置社工協助檢察官判斷、建議有助於防止再犯的社福醫療建議。
顏榕說，日本偵查期間逮捕與羈押最多只能到23天，檢察官畢竟不是社福專家、很難短時間一邊偵查還要一邊判斷更生保護或社福資源，因此若在偵查前階段就有社福專家給建議，也有助於檢察官工作更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