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期間你做了多少件工作？」我問道。
葉書記扳著指頭算著，回答說：「在一九六五年後半年和一九六六年的前幾個月這段時間，我在六、七個國營廠待過。我藉著這個機會認識了許多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低層的幹部。這些人現在都做到了機關首長。我和他們深厚的交情，成為我自己重要的政治資本。還有，因為我努力推展社會主義運動，成效卓著，一九六六年三月，我獲准加入中國共產黨。我真的很感謝黨的提拔培養，讓我得到這份殊榮。我父親是個低下的窮種田人，到我這一代，竟然能成為共產黨黨員！你想想看，我竟能和極少數通過考驗的人平起平坐，而且被認為是黨內下一代的中堅！我雖然不見得能全然認同這個政治運動中的濫權和恐怖的治術，但是毛主席和黨的指示是正確的，我應該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才對。這些濫權和恐怖政治可能是別的原因造成的，只是我還不瞭解罷了。」
「寶珠是在那時候獲准入黨的嗎？」我問。
「是的。」葉書記答道：「在四清的時候，有一百二十名左右的積極分子獲准入黨，包括寶珠在內。我們這一百二十名新黨員都先在地區總部所在地的集美鎮集結，等待上級發派下一個工作。四清運動已圓滿落幕了，可以預見我們這些少數的優秀分子必定步步高升，前途未可限量。不用說，當時沒有人覺察到地平線的彼端醞釀著風暴，即將完全扭轉我們的命運。等到一九六六年三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一切都改觀了。」
語末，葉書記的聲調愈來愈低，彷彿因為久談而疲倦，或者他想避開不談那些從不給外人知道的事。我看不出他臉上有任何表情，因為在廚房的這一角沒有窗戶，光線暗淡。我想，今天就談到這裡吧。
＊作者黃樹民，長期任教於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人類學系，現為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通信研究員。二○一○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二○一五年獲中華民國總統科學獎。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林村的故事：一個村書記眼中的新中國變遷》（春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