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兩岸情勢嚴峻、面臨衝突邊緣之際，由前副總統呂秀蓮籌組的跨黨派「台灣和平公義社」於8月28日下午成立，呂秀蓮以「習近平對台的老調與新曲」為題發表演講，逐一分析中國大陸自1993年發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2000年發表〈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以及今年8月甫發表的〈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等三份白皮書的內容。
呂秀蓮指出，當全世界都認為台灣是下一個烏克蘭的時候，台灣偏偏製造出了「和平奇蹟」，這才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因為不管任何人執政，如果要把台灣帶向戰爭，那是要「自付盈虧」的。
而相較於「統一」的由上而下，中國大陸的「融合發展」這個詞更值得推敲，她認為可以從中尋找和平的窗口，呼籲要召開民間國是會議以凝聚台灣內部的共識。筆者認為，此舉與習近平所提的「兩岸命運共同體」主張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從建構台灣民眾對於「兩岸共同體」的「共同體意識」著手，落實兩岸的區域整合、讓台灣「避戰」。
如何建構區域整合中的政治共同體
從對整合理論的比較可以發現，傳統的四大整合理論從行為者、統合動力、範圍、制度的作用到認同的作用皆有所不同。聯邦主義借著共同憲法的制訂以建立政治共同體，民眾自身的國家認同越強烈、反而不利於政治共同體的形成；且因聯邦主義的主要行為者是國家，基本上中國大陸是不會接受這個模式的，而台灣如欲以此模式著手，也會面臨是否修改憲法領土疆域的「法理台獨」問題。
功能主義認為要從技術性領域開展合作，將會自動引發其他技術層面的合作，而問題的解決應依賴具有專業知識的專家，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在整合過程中會轉移到能滿足其需要的跨國(跨區域)機制，是有利於區域間的整合的。
新功能主義則認為隨著整合過程的進展，從一開始低階政治的功能性合作會擴溢到高階政治層面，政府及菁英需扮演積極的角色整合才能順利進行，而超國家機構(超兩岸機構)的設立既是擴溢的結果、也是促進擴溢持續發展的因素。但以台灣現在的執政黨對於兩岸政策的立場來看，當功能主義與新功能主義模式遇上了「台灣主體意識」和「抗中保台」的民粹操作後，似乎就無以為繼了。
至於交流理論強調兩岸人民與社會團體在交流互動上的重要性，兩岸人民之間由此形成的「共同體意識」將有助於整合的持續，而制度是隨著兩岸交流密切程度的增加而建立的。這樣的模式，呼應了中國大陸「兩岸關係常態化、制度化」與台灣「符合民意、民主程序」的訴求，兩岸雙方應該更能接受。
有了「共同體意識」方能求同存異
交流理論的重心放在整合過程發生所需要的必要條件，強調兩岸人民與社會團體交流互動之重要性，並以交流的資料來測試整合的程度，交流理論假設當兩岸交流的範圍加大，次數、專案和層次提高時，就有助於推動整合。
交流理論的代表人物是杜意奇（Karl W. Deutsch），他認為整合就是訊息的溝通與經驗的累積，在一個特定地區的人民之間能形成「共同體意識」（sense of community），以及具有普遍性的各種制度與習慣。
因此，這個「共同體意識」是藉由一個學習的過程來得到的，包括共用的標誌、認同感、合作的經驗、記憶、價值和規範，「共同體意識」就是在溝通（communication）不斷增長之中培養起來的，隨著溝通的增長，不同地域上的人們變得越來越具有相同感和忠誠度。
故「共同體意識」對於整合來說有其重要性，整合進程中最重要的環節就是這種「共同體意識」的培養，如果沒有這樣一種意識做為基層支持的話，那麼所有的制度建設都是枉然。
此外，交流理論也重視實質關係的全面交流，包括貿易、投資、政黨、政府官員等不同社會階層的交流，藉以增加彼此互信、建立共同價值理念，進而形成政治聯盟，呼應了鼓勵兩岸各界交流對話的主張。
杜意奇認為，在國家和超國家層次上建立政治共同體過程有其相似之處，一種是「一元化共同體」（amalgamated），另一種是「多元化共同體」（pluralistic），「一元化共同體」指原來相互分開的各政治單位組成了一個有統一政府的單一安全共同體，強調中央集權的原則，也就是國家的整合。
而「多元化共同體」則指由彼此分離並在法律上保持獨立的政府組成的安全共同體，允許成員擁有較大的自主權，也就是目前的國際整合。兩相比較之下，若按《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還有中國大陸三份白皮書的內容來看，兩岸的區域整合更適用於「一元化共同體」的建構。
杜意奇所提的「整合共同體」，指的是一種「安全社區」（security community）的概念，參加共同體的成員必須具有排除暴力或戰爭的準備，有助於台海的「避戰」與和平穩定。
＊作者為大學助理教授，北京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