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余先生跳到范仲淹。我們都知道范仲淹最有名的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余先生認為，這是儒家到了宋代，已經快要成熟，而這是一個典型的「入世苦行」。他用了史景遷的老師芮瑪麗（Mary Wright）（的觀點），認為這其實是大乘佛教的菩薩行的做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arguement。范仲淹，我們都覺得是很了不起的，更偉大的是他還「入世苦行」。我其實還學了范仲淹的精神，在哈佛也是入世苦行。
另外余先生也引用王安石——他為什麼要去做宰相？完全是受到新禪宗的影響。你甚至可以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就是大乘佛教的菩薩行。所以宋代兩個最偉大的儒家，他們的「入世苦行」、去做這一番大事業，其實都是受到新禪宗的影響。「入世苦行」這幾個字在全書裡面是不斷出現的，余先生為了要反駁韋伯的觀點，就要證明中國的宗教當然有「入世苦行」。
韋伯解釋儒家，在余先生看起來簡直荒唐至極了；他（理解的）儒家太遷就現實、沒有一個理想面。儒家認為現實世界已經殘破得完全不能目睹了，所以它懸著一個高高的「理」，不管是道統的或其他。政治非常腐敗、人心非常沉淪，所以儒家才會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理」；這其實就像宗教裡面不可超越的一個精神、一個高度的理想，要來針對現世的腐敗。所以余先生從這個地方也反駁了韋伯對於儒家的否定。
他（余先生）甚至認為有商人有「賈道」，是可以跟儒家抗衡的；他們有非常強的自我意識，也有非常強的自尊心。
儒商不分與商人精神
余英時的書中，第一部分講韋伯，第二部分講中國三個教的宗教倫理，下邊開始真正進入到「商人精神」。他就是要證明中國的三個宗教，就跟喀爾文教派一樣，都有「入世苦行」的宗教倫理，而且這個跟16世紀明清商人的發展有極大的關係。
從漢代開始，我們就認為「商」是「末道」，商人是被社會看不起的。余先生在這裡引了王陽明最後的一篇晚年定論，為商人方氏寫的墓誌銘。在墓誌銘中，王陽明已經肯定了「士、農、工、商」每一個人都可以捕捉到同一個「道」。這就有點像泰州學派的說「滿街都是聖人」——端茶童子、掃地的人、小孩子，只要你努力、認真敬業，也可以變成聖人。所以對余先生來說，王陽明晚年幫方氏寫的這一篇墓誌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對「四民論」的重新翻案。
傳統儒家的階級社會，到這時候已經打破了，士、農、工、商不太分了。這個時候，商人有充分的自尊，很驕傲。他（余先生）甚至認為有商人有「賈道」，是可以跟儒家抗衡的；他們有非常強的自我意識，也有非常強的自尊心。另外一方面，這些商人基本上都有相當多的儒家訓練。這個世界已經儒商不分，因為「四民」階級已經被打破了，商人已經完全建立了充分的自我認同跟尊嚴。這大概就是余英時本書的論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