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新禪宗。葛兆光先生是新禪宗的專家，他寫過一本非常暢銷的新禪宗（《禪宗與中國文化》），認為新禪宗是第一個代表了中國宗教的轉向。唐代所謂「百丈清規」，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雖然唐代有很多寺院經濟，大和尚看起來不需要供養，但其實不是這樣的。從「百丈」之後，規定每一個和尚都要去勞動，不勞動就沒東西吃。他（余先生）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國的新禪宗的入世轉向，所謂的「入世苦行」。這個（觀點）對我來說是非常震撼。
我們都了解新禪宗，也知道王陽明受到新禪宗的影響，以及新禪宗對儒家建立另外一個「理氣二元論」、建立形而上的世界，是有很大影響的。可這裡他（余英時）具體地引用了韓愈。韓愈真是文起八代之衰，他有兩篇文章，一篇是《原道》、一篇是《師說》。根據余先生所講，這兩篇文章受到新禪宗極大的影響，又對新儒學的入世取向，有著極大的、決定性的影響。余先生覺得這是兩篇很關鍵的文字。
就《原道》而言，根據余先生的說法，唐代非道即教、非佛即道，又有儒學。唐代儒學可能繼承了魏晉，又不太像玄學，跟「人倫日用」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所以韓愈在《原道》之中，借用了新禪宗的說法，要把儒家重新從跟人生毫無干涉的東西（中釋放出來），來一個「入世轉向」，以進入「人倫日用」。在這篇文章裡面，他還建立了一個「道統說」——根據余先生的分析，這個「道統說」其實是陳寅恪講的，陳寅恪認為韓愈「道統說」其實是借用了新禪宗的「教外別傳」。道統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看似顛撲不破的儒家道統論，其實這個道統說是完全受新禪宗的影響。這是《原道》這篇文章非常重要的地方：把儒家帶回現世，講求人倫日用，這是完全是一個入世取向的。
第二是《師說》。原來的中國是沒有老師了，老師都是談玄說理，到唐代不信佛就信道，要不然就讀章考據之學，沒有人去講大道了。後來受到新禪宗的影響，開始講「道」、「原道」。儒家是有「道」的，《師說》裡強調「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這其實新禪宗的說法。傳統的漢代的解經家、儒家，他們沒有這個使命，沒有這個宏大的企圖，要「傳道、授業、解惑」，能夠把你一個小小的考據問題解決就不錯了。
在這裡還有另外一句話：「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這是非常平等的。在孔子的說法，這是一個非常有四民階級的（理念）。有人寫過一句話：「宗教來了把儒家席捲」。尤其對於北方的民族來說，儒家是有男女等差的，在男性中的等差是士、農、工、商，而女性則完全被排除在外了。北方民族為什麼不相信儒家，相信道教、佛教？因為佛教是一個愛無等差的社會，沒有任何的差等（discrimination）。所以北方民族很快就接受了佛教，佛教席捲半壁江山，中國人也受到這個影響。所以在這篇文章中，韓愈也受到了這種沒有階級之分（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