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關於官僚的三個界定，其實界定得非常有用，因此孔復禮在寫《叫魂》的時候，是用韋伯「官僚說」來講這些故事的。當然還有一些，像是寫羅威廉（William Rowe）寫商業，也是要回答韋伯的問題。韋伯問了很多大哉問，例如：中國沒有資本主義、中國沒有宗教、中國沒有城市……雖然他學問還不錯，是社會史界除了馬克思之外、影響最大的大家，可是他直接處理中國問題時，其中是有些錯誤的。而余先生這本書，幾乎通篇就跟韋伯在交戰。
從一開始，書名《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就是從韋伯那裡來的。我以前跟丘慧芬教授、林毓生先生一起讀書時，知道林先生對韋伯常重視，覺得他是一個了不起的社會學家，尤其覺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一部經典；因此，我跟丘慧芬教授那個時候讀了好多遍。中國的西方資本主義要發展，是有很多條件的：要有制度、法律，要有城邦、要有自由……。可是到最後臨門一腳，還有一個神祕的、而且看起來是矛盾的（部分），就是新教倫理。
新教有很多教派，一般來說，我們覺得新教知識程度是比較高的，當然這個還是可以爭辯。天主教徒一般來說可以不用識字，每天去教會有神父幫忙解釋；而新教徒，因為可以自己讀聖經，所以識字率是比較高的。可是他們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理論，就是一生活著的目的，是要確定自己是不是上帝的選民——而你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上帝選民的。因為上帝是一個全知全能（almighty）的神，人這麼渺小，是有罪惡、瑕疵的，（所以）不能了解上帝的意思。可是有一個線索，可以來證明你是不是上帝的選民，那就是如果你非常有錢，而且不花它，那就非常有可能是上帝的選民。所以這個資本主義的精神其實是非常神秘、不合理的，賺那麼多錢卻不花；當然在另一面向看來，你也可以說累積資本是合理的。所以這是韋伯最神秘之處，就是把新教倫理這麼玄妙的東西跟現代資本主義（連結在一起）。
當然其中也有很多討論，很多人認為不要簡單地認定是新教倫理決定了資本主義。韋伯用了這樣一個大哉問，問完之後，又寫了《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韋伯說中國人太願意跟現世妥協了，他們缺少新教倫理的「入世苦行」——你想想新教徒、喀爾文教派多麼辛苦，每天拚命地賺錢，賺了錢又不能花，只是為了證明你是上帝的選民，就要累積財富，這是很不合理的。
儒家認為現實世界已經殘破得完全不能目睹了，所以它懸著一個高高的「理」，不管是道統的或其他。
「入世苦行」的實踐者們
韋伯把這個現象叫作「入世苦行」，而余先生整本書就是要證明：中國的三個宗教，從新禪宗、到新道教、到新儒教，都有「入世苦行」；而且它的很多精神，跟喀爾文教派是一樣的。余先生當然是有學問的人，他可以藉著韋伯這麼大的問題（來展開書寫）。因為韋伯對中國宗教影響很大，可是有一個極大的誤解，余先生大概覺得忍無可忍（當然他對韋伯是很尊敬的）。余先生也提及曾經讀過大量馬克思的作品，而他最後的結論是：這是一個錯的問題。可是這大量的、幾百萬字的資本主義萌芽，證明了16世紀中國商業已經高度發展，這些他都看過、也都知道了。最後，余先生得出結論三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