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陳寅恪詩的解讀，能夠讓陳寅恪都說「作者知我」，這很不容易。他講到顧頡剛一生都暗慕一位女性叫做譚慕愚，如果你僅僅把它當作八卦那就錯了，余先生要說的是，其實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這幾年裡，顧頡剛思想的轉變其實跟譚慕愚是有很大關係的；而後來顧頡剛為什麼去辦《禹貢》、為什麼1939年寫下〈中華民族是一個〉，其實跟譚慕愚對他的影響有非常深的聯繫。所以余先生看日記、書信、詩詞，絕不是像有些人是為了瞭解掌故。
我記得余先生知道我非常仔細地看了《楊聯陞日記》，我也問過余先生對這個日記的一些事情。有一次，我對余先生提起1960年代（他）在劍橋住在什麼地方，而我是從楊聯陞日記裡看到的；余先生居然為這件事情，去找了他的一本書背後的題簽，上面就寫了當時的住址，他說楊聯陞記的是沒有錯的。但是我跟余先生聊《楊聯陞日記》的時候，他說他不能寫楊聯陞先生，因為楊聯陞是他的老師，捱得太近，不容易跳脫出來。這讓我想起陳寅恪先生一段話——他說他不能研究晚清，因為他和他的家族是當事人，容易動感情，不能夠推開來進行研究。這就是歷史學者的謹慎。並不是說余先生不關心楊聯陞，其實余先生是看過《楊聯陞日記》的，他也跟我聊過很多楊聯陞的事情，也看過我寫（關於）《楊聯陞日記》的兩篇文章，而且還跟我討論過。大家想想，余先生到了八十多歲還親自校訂楊聯陞的詩集，而且他還複印送了我一本，非常厚的一疊。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最遺憾的事情是什麼？就是余先生讀鄧之誠的日記，而沒有寫出文章來。鄧之誠先生的日記影印好多次，字跡不是那麼容易辨認，余先生花了那麼大的力氣去閱讀。余先生告訴我他讀完了，而且他在燕京大學讀書的時候見過鄧之誠，跟鄧之誠先生的大兒子有很深的來往。他讀鄧之誠的日記，會聯想到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感受，而且也讀出了很多有意思的內容，包括像鄧之誠先生講陳寅恪寫的一首詩是「反詩」。其實余先生看到了很多，可是很遺憾他沒寫出來，我們無緣得知余先生是怎麼看鄧之誠先生的日記了。
其實，「林下話滄桑」的地方，就是余先生的客廳，今天有這個機會，讓我們重新回到余先生的客廳，我們真是感慨很多。
回望故地，幾回林下話滄桑
在余先生客廳裡談得最多的，當然還是中國。他曾經說他之所以跟我談得比較多、而且比較投緣，不僅僅是因為研究領域比較近，而且因為我是從中國出來的學者，他其實始終關心著中國的事情。他常常向我問起中國的情況，從學術到民生，也曾經幾次反覆地說：「你應該把你的經歷寫出來。」因為我經歷過1950、1960、1970、1980，經歷過文革也經歷過中國改革開放的曲折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