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記、書信、詩詞洞見學術史
我記得余先生講過一句話，這句話我記的很清楚，他不僅是講過而且也寫下來過，他說：「哪個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後不說人？可是只要心存忠厚對人寬容……」 坦率地說，我從來沒有聽到過余先生對什麼人───無論是前輩或是後輩───講刻薄、過分的話，他總是非常寬容的。我聽他講了非常多，包括中國的錢鍾書、王元化、李澤厚、李慎之、周一良、李學勤，美國的何炳棣、張光直、還包括劉子健，也包括我們這一輩學人，都很少聽到余先生講過刻薄的話，最多講一句：「不相干、不相干。」這是他的口頭禪。特別是對年輕的一代，就像我，以及比我更年輕的一代，他幾乎是（給出）最大的包容。就連我們看不慣的一些人，余先生都會非常正面、親切地去鼓勵，而絕不說不是的話。
談論學界的人，其實是學術史的一部分。最讓我感覺到驚詫和佩服的，就是余先生的博聞強記。大家知道《公羊》三世說裡面有「所見、所聞、所見聞」，在這一點上，我從來沒見過第二個像余先生這麼博聞強記的人。他非常喜歡看學人日記、書信和詩詞，以及各種年譜、傳記；為什麼我們特別談得來，就是因為都有看這些東西的愛好。余先生可以在這些細碎的文字裡面，觀察思想史的大問題、大背景、大趨勢。這也是我在余先生的客廳裡聊得最多的話題。
記得有一次，大概是2014年，我在哈佛訪問，去余先生家裡面去看他。我那時候在看金毓黻《靜晤室日記》，自己覺得很有感受，就跟余先生提起了一個特別有興趣的問題，就是金毓黻對於日本人稻葉君山的滿州史研究，其實有著非常多的緊張和評論。我總覺得這實際上是當時（「九一八」之後），中國和日本兩國學者在滿州史研究上的一種學術競爭。所以我也聯想到傅斯年的《東北史綱》，也提起繆鳳林對《東北史綱》激烈的批評。我覺得這是學術史上一個很重要的，涉及學術競爭、民族主義的大問題。跟余先生談起這個事情，真的沒想到，余先生提頭知尾，反倒來跟我講了很多「九一八」之後學術界的各種動向，顯然他比我看的多得多，知道的也多得多。
余先生看這些日記、書信、詩詞不是為了看八卦，而是為了從裡面看學術史和思想史，洞察過去人的心理和感情，他有很多論述都是從這來的。大家都知道，比如看《胡適日記》、《吳宓日記》、《顧頡剛日記》、《夏鼐日記》、《陳克文日記》，讀陳垣的書信、夏承燾的日記、讀陳寅恪的詩、汪精衛的詩……他常常跟我互相聊閱讀的內容。我當然也看過，但是我能從余先生那裡感覺到，同樣讀這些東西，是有兩種境界：有的人看得雞零狗碎，挑出一些八卦、找出一些軼聞，顯示自己能網羅掌故，這就是以前人所說的「掌故之學」，餖飣而且瑣碎。可是余先生不一樣，他心中有大的歷史判斷，總是能把這些東西放在思想和學術的大脈絡裡面，發現他自己所說的「暗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