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鈺成從當年被認為是天之驕子的港大生身份，投身到不被主流社會接受的左派學校當一名低薪教師，不論對錯，他追求理想的心志不容否認。而當年中共在香港的領導層，包括吳康民和潘靜安，他們參加中共多有個人政治前途的考慮，而非個人經濟利益的考慮。這是我當年置身左派陣營的體驗。
梁振英是在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時期向中共靠攏的。那時中共已經開始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用作家韓寒的話說，中共「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教人貪婪和自私」。梁振英投靠中共的時候，正是中共以其兇殘和鬥爭，去實現個人貪婪和自私的開始。
梁振英如何取得中共信任，有不同說法，我沒有確切了解。但中英談判期間，他沒有在媒體現身，《基本法》起草之初也沒有角色，到1988年他突然接替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毛鈞年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才使人覺得他受中共器重。1989年六四後，他在《文匯報》署名聲明：「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後來許多人以他這個聲明來質疑他的轉態。但我想他當時發這樣的聲明，只是他以為鎮壓派終會失敗，因而押寶在改革派而已。
九七後董建華當特首，當時香港最高權力決策的行政會議，只在短期間由港英時代的鍾士元擔任召集人，其後召集人之位就由梁振英擔任，並延續到曾蔭權時代，直至2011年梁振英參選特首才辭任。我相信梁長期任召集人不是董、曾的選擇，而是中共的授意，目的是安排梁這隻棋子去監察港府決策，向中共匯報，並通過他去貫徹中共的意圖。梁振英多次被媒體追問他會不會選特首，他說「N年都不會」。直到2011年，中共和他都認為時機成熟，可以擺脫港英時代的商界和高官，由中共派人赤膊上陣了，於是梁振英才從幕後監視走向前台掌權。
我跟梁振英只交談過一次。記得那是我與朋友約在香港會所午餐，遇見梁振英一個人獨自用餐，於是我們坐在一起談話。他那時是董政權的人，但談話間對董頗有些批評，盡量表現他的開明和自由派立場。但實際上我們知道，董的八萬五千個建屋單位的政策，是出自他的主意。
2011年他決定參選後，我那老領導的女兒來拉攏我，我相信也是他的主意。在正式參選前，他向《蘋果日報》提出想來參觀報紙的運作。《蘋果》也接待了他，只是老闆和社長都沒有與他見面。
我為那次選舉提出「豬狼之爭」後，社會上就給梁振英一個「狼英」的綽號。在他以689票當選特首後，社會上普遍以「689」這綽號稱呼他。
梁振英上台的最大特點，就是繼承了中共的鬥爭意識，在政府和各政策委員會中，清除商界和港英時代高官的勢力，由親共人士全面接管政權，政府施政向中共權貴階層的利益傾斜。香港從梁振英主政開始，全面淪陷。
但梁振英並不聰明。無論民主派、建制派、商界、專業界，都看得出他的計謀，也都輕易捅破他的謊言。從他身上，可以印證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話：「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