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中共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教人貪婪和自私

在專權政治的逆向淘汰中，一個人只要有「才智」這一個特質，就不可能被提升到重要職位。

失敗者回憶錄183：我所認識的曾鈺成

蘇共時代有一個睿智話題：真誠、才智和黨性這三種特質，一個人只能夠擁有兩種。有真誠、黨性就不會有才智；有才智、黨性就不會有真誠；有才智、真誠就不會有黨性。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

非常聰明的回答，迴避了糾纏不休的解釋。但這回答本身就顯示他至少具有才智。而自從我五十年前知道他的名字以來，半世紀的耳聞目睹，認識到的曾鈺成，不僅才智過人，而且論真誠和黨性，儘管他一直在糾葛中，但應該也在一般中共黨員或左派人士之上。他不僅不是「三樣都沒有」，而且很可能是三樣都有的一個「例外」。

七十年代初，我在左派陣營頗受器重。那時在中共駐港高層潘靜安的辦公室，不時遇到培僑中學校長吳康民。他講到從香港大學畢業卻來這家左派中學當教師的曾鈺成，盛讚他不僅數學好，而且中英文都好，連書法也出色。他和潘公認為曾是重點培養的對象。培養什麼？培養成為「愛國事業」，即中共在港事業的領導接班人是也。

時值文革後期。在左校的極左氣氛下，相信曾鈺成也曾被洗腦。《七十年代》在四人幫事件後批判極左思潮，在左派圈中引起熱烈討論。他對我也一定有所認識。

1992年，中共為九七後實行「港人治港」作準備，成立一個左派的參政團體「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簡稱民建聯。曾鈺成是創黨主席。民建聯提出「留港建港，真誠為香港」的口號，積極投入選戰。但不久，曾鈺成被揭發與太太和女兒安排移民加拿大。我為文譏之為「真誠騙香港」，社會亦謔稱他為「太空成」。不過他個人終於沒有離開香港，堅持實踐「留港建港」。

九七主權轉移後，曾鈺成當選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領導民建聯抗衡民主派。2000年他在立法會提出「反對台灣獨立」議案，2003年全力支持「禁止叛國行為」的23條立法。這段時間，我在輿論上與他針鋒相對。

2008年他當選立法會主席。其後，他主持會議力求遵守議事規則，處事公正。為此，他受到來自中共、港共和建制派的壓力，認為他沒有按照習近平提出的「三權合作」、以立法配合行政的方針去做。但實際上他是在維護《基本法》所訂下的一國兩制。

為了阻止建制派以「多數暴力」通過一些不合理的惡法，本土民主派採取「拉布」做法，即不斷以長篇發言和對議案的大量修訂，來阻延議案的表決。有一次曾鈺成問政府官員：「有沒有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即對拉布議員產生好感？」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一種心理學現象，是指被害者對於加害者產生情感，認同加害者的某些觀點和想法。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說：「沒有。對拉布的行動深惡痛絕。」曾鈺成就在電台節目中說，他自己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因為看到拉布的議員有專業精神，雖然明知達不到目的，發言都做好資料搜集和準備，不是站起來就亂講；感覺他們處事認真。

曾鈺成尊重一國兩制所規定的立法監督行政的職責，也尊重每一個認真議政的議員，不會因為政見不同就對他們的發言權利「深惡痛絕」。對於黃毓民問特首梁振英「幾時死」的冒犯性問題，他裁決梁振英要回答。

2012年特首選舉爆發豬狼之爭，兩個建制派的人選互相攻擊。梁振英除了引爆唐英年的黑材料，他的競選辦更去串連黑社會人物。在這兩人的民望都低落的情況下，曾鈺成表示考慮參選。這時，如果北京不阻止的話，曾鈺成當選的機會應該最大。但他終於表示放棄參選。

四年後的2016年，在社會反對梁振英連任的聲浪高漲情勢下，我仍然推動曾鈺成參選。他在媒體訪問中流露了意願。但最終還是打退堂鼓.

2017年，曾鈺成通過黃毓民約我吃飯，說他的一個學生很想認識我。我就去了。原來是他在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所收的徒弟—一個16歲的名校中學女生。我過去儘管在許多場合與曾鈺成見面交談，但一起用餐還是第一次。那天晚上，他和黃毓民都談興很濃。我問他為什麼不參選特首。他說，他當特首比其他人更難做：如果政策上稍偏北京，會被輿論以他的左派背景來罵翻；如果稍偏向民主派或香港本土，又會被左派和北京質疑他背叛。我說，不會是北京對你擔心多些吧，因為你似乎事事維護香港人。他說，我只是維護一國兩制。

在我們幾個老男人交談中，那16歲的女孩一聲不響。於是我忍不住問她：我們談香港前景，但我們都老了，香港未來是屬於你的。你希望香港有一個怎樣的未來呢？

女孩沉吟片刻，看了她的師父幾眼，然後抬頭鼓起勇氣說：我希望香港的未來是港獨。

我和黃毓民都笑了。曾鈺成並不尷尬，他說：年輕人有自己的想法是好的。我想起兩年前，在港台一個清談節目中說，他曾私下對朋友說，若讓台灣和西藏都能獨立，看來對香港的一國兩制較好，減少很多麻煩事和磨擦。回想他在2000年，曾在立法會提出過一個「反對台灣獨立」的議案。他的想法應該有很大改變。

回到本文前面提到的那個蘇共時代的話題。中共原先是想培養他在主權轉移後某個階段當特首的。為什麼後來改了主意，因為他在三個特質中有一樣很突出，就是他的才智。其實在專權政治的逆向淘汰中，一個人只要有這一個特質，就不可能被提升到重要職位。其他兩個特質，有或沒有都沒有大影響。

失敗者回憶錄184：香港能相信這人嗎？

為什麼特區時代有資格稱為政客者，唯曾鈺成與梁振英二人呢？因為他二人都是共產黨重點培養的對象。是否正式入黨不重要。

寫曾鈺成一文，受關注程度破了回憶錄刊登以來的紀錄。

網友留言中，不少人認同我對曾的歷史事實紀錄和個人特質描述，也有不少人認為我過於肯定他的才智，而沒有點出他為追逐權力而虛偽作假的一面。看法分歧，說明許多人沒有顧念到時勢的變化，以及個人因應變化而作出的妥協或堅持。正因為這樣的不同執念，產生對一個人截然不同的評價。

寫回憶錄之初，我已經想到社會上對人、事、物，會有不同反應。每一個人因不同處境，或對某一事件的感受特深，而會在政治上對某人、某政團有固定看法。這種執念我自認也難免，但我提醒自己要以事實為主，從當時局勢去體認，而不要以結果去判斷某人或某些人先前行為的對錯。比如現在有許多民主派人士身陷牢獄，我們同情他們的遭遇，譴責司法的不公。但這不是對他們之前的所作所為全部肯定的理由。否則，就永遠沒有歷史真相了。

陶傑兄又一次對拙文謬賞，愧不敢當。他點出「香港特區時代，有資格稱為『政客』者，唯曾梁兩人。……曾先生前半生黨性堅定，有『烈日天中燎原野』之剛猛，深為『國家』激賞；後幾年卻人性閃爍，因『暗香浮動月黃昏』之陰婉，慘遭土共妒批」。到頭來是「窮此一生，發現將英雄當狗熊使，將人才當奴才用，……有志難伸，有苦難言」。

為什麼特區時代有資格稱為政客者，唯曾鈺成與梁振英二人呢？因為他二人都是共產黨重點培養的對象。是否正式入黨不重要。中共出於政治需要，往往把極為「可靠」、完全有資格入黨者，故意留在黨外，以免被外界指為「黨人治港」而不是「港人治港」。因此，如果曾鈺成已經入黨而梁振英宣稱不是共產黨員的話，很可能梁振英才是中共最信賴的特首人選。這種已被視為黨員卻沒有正式入黨的人，歷史上有過很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慶齡。她為中共做了不少別人無法替代的工作，比如介紹斯諾去訪問延安。中共建政後，她以非中共黨員的身份擔任國家副主席，以此來體現中共政權的包容。直到她去世前，中共才在她病榻前為她進行入黨宣誓，以了卻她的心願。

曾鈺成從當年被認為是天之驕子的港大生身份，投身到不被主流社會接受的左派學校當一名低薪教師，不論對錯，他追求理想的心志不容否認。而當年中共在香港的領導層，包括吳康民和潘靜安，他們參加中共多有個人政治前途的考慮，而非個人經濟利益的考慮。這是我當年置身左派陣營的體驗。

梁振英是在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時期向中共靠攏的。那時中共已經開始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用作家韓寒的話說，中共「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教人貪婪和自私」。梁振英投靠中共的時候，正是中共以其兇殘和鬥爭，去實現個人貪婪和自私的開始。

梁振英如何取得中共信任，有不同說法，我沒有確切了解。但中英談判期間，他沒有在媒體現身，《基本法》起草之初也沒有角色，到1988年他突然接替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毛鈞年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才使人覺得他受中共器重。1989年六四後，他在《文匯報》署名聲明：「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後來許多人以他這個聲明來質疑他的轉態。但我想他當時發這樣的聲明，只是他以為鎮壓派終會失敗，因而押寶在改革派而已。

九七後董建華當特首，當時香港最高權力決策的行政會議，只在短期間由港英時代的鍾士元擔任召集人，其後召集人之位就由梁振英擔任，並延續到曾蔭權時代，直至2011年梁振英參選特首才辭任。我相信梁長期任召集人不是董、曾的選擇，而是中共的授意，目的是安排梁這隻棋子去監察港府決策，向中共匯報，並通過他去貫徹中共的意圖。梁振英多次被媒體追問他會不會選特首，他說「N年都不會」。直到2011年，中共和他都認為時機成熟，可以擺脫港英時代的商界和高官，由中共派人赤膊上陣了，於是梁振英才從幕後監視走向前台掌權。

我跟梁振英只交談過一次。記得那是我與朋友約在香港會所午餐，遇見梁振英一個人獨自用餐，於是我們坐在一起談話。他那時是董政權的人，但談話間對董頗有些批評，盡量表現他的開明和自由派立場。但實際上我們知道，董的八萬五千個建屋單位的政策，是出自他的主意。

2011年他決定參選後，我那老領導的女兒來拉攏我，我相信也是他的主意。在正式參選前，他向《蘋果日報》提出想來參觀報紙的運作。《蘋果》也接待了他，只是老闆和社長都沒有與他見面。

我為那次選舉提出「豬狼之爭」後，社會上就給梁振英一個「狼英」的綽號。在他以689票當選特首後，社會上普遍以「689」這綽號稱呼他。

梁振英上台的最大特點，就是繼承了中共的鬥爭意識，在政府和各政策委員會中，清除商界和港英時代高官的勢力，由親共人士全面接管政權，政府施政向中共權貴階層的利益傾斜。香港從梁振英主政開始，全面淪陷。

但梁振英並不聰明。無論民主派、建制派、商界、專業界，都看得出他的計謀，也都輕易捅破他的謊言。從他身上，可以印證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話：「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