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講「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都是稱心而談，不加修飾，說的是平淡的實話。
從事中國人文研究的人心中大概都記著司馬遷所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句話的中心觀念是歷史意識。每個人窮究古今的方法不同，唯一共通的是研究古代史更需要跟現代連結，「我們從何而來？」今日的處境現況，絕非昨天晚上才發生的，也不是五分鐘前突然發生，背後都有很長的歷史。以「人」的歷史為中心，更推到「人」與「天」——即超越的精神世界——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說：中國人文研究的傳統，是以史學為基地，然後擴展到哲學和文學等領域。王陽明說「五經皆史」，章學誠說「六經皆史」都表達了這一中心觀念。
中國人的歷史意識特別強，這是公認的。以人文研究來講，中國人所謂「經史子集」，最後都推論到史學。尤其是清朝，清朝人將經學視為歷史來研究，民國初期的知名學者柳詒徵老先生曾說，清朝人是用歷史的方法來研究經學，經學不只是微言大義，教我們做人、治國、平天下，而是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經學，中國的人文傳統跟歷史的延續性有很大的關聯。希臘人則把史學看得很低，在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思考系統中，史學家地位遠不及哲學或詩學，西方史學嚴格說來，直到18世紀以後才有新的發展。即使在20世紀以後，中國已受到了西方學術和思想的很大影響，中國人文研究仍然保持了傳統的特色，即史學在現代人文學術中還是占據了中心的地位，這裡不可能細說，但這個中國特色是必須指出的。台灣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地區，也具有同一特色。
要談台灣的文化傳統與將來的人文研究發展，得追溯台灣的人文生態。台灣與香港（澳門可與香港合論）同樣未經暴力革命摧殘，是中國僅有的2個地區，所以現代化過程也比較順利。
我在1950年1月1日進香港，師從錢穆先生，之後就一直關心香港。香港從50年代到今天，有很大變化，現代化相當成功，當然九七之後又是新局面。香港與台灣在爭取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意識都很強大，直到今日，六四燭光晚會還是相當多人參與。
政治原因就是它現代化進步的關鍵。儘管當初英國殖民時，並不鼓勵政治學，香港大學不辦政治系，英國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從約翰．洛克（John Locke）、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到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都是非常有名的思想家，但香港大學並不鼓勵殖民地的青年去研究這些重要的民主、自由權利等觀念，要求民主人權、自由是香港的中國人自己慢慢摸索，發展出來的。
但英國留給香港一個法治基礎，這點很了不起，不像法國殖民地常是一塌糊塗。英國撤退後的殖民地，從亞洲到非洲，都以法治著稱，這是大家看得到的。香港1842年便割讓給英國了，因此1911年辛亥革命沒有波及這塊地方，後來一波猛過一波的暴力革命也碰不到香港，因為沒有經過暴力革命，才能保存極老的東西，大清律直到50年代都還有效。中國古樂、舊詩詞、書畫等在香港也維護了下來，沒有中斷。英國人尊重香港原來的風俗習慣，當西方事物進到香港，香港人也未全部接受，保留了舊有的自己，跟日本人很像。
日本是亞洲現代化最成功的地方，也正是由於它沒有發生暴力革命。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由日本傳入，而非直接由歐洲、俄國傳入。日本有了馬列主義後，並不照單全收，他們喊著要「脫亞入歐」，就是中國人所說的「全盤西化」，但他們仍然保存了自己的種種傳統並能夠自由選擇，沒有暴力革命，就能夠如此，香港、台灣也是。
台灣在1895年割讓給日本，這很不幸，就中國而言當然更是「國恥」，當時台灣居民也全力反抗過，但是歷史上再壞的事情也埋藏著好事的種子，這便是所謂「意想不到的後果」。日本強占台灣本是一種霸道侵略，但卻使台灣免於革命的摧毀。
中國的辛亥革命也罷、第2次革命也罷，甚至1925、27年國民革命加上共產黨的革命，台灣都避開了。沒有流血革命，社會結構便沒有受到直接的衝擊。20年代中國革命的時候，喊著要打倒豪強地主，到處殺人，和王國維很熟識的葉德輝被扣上反動派的帽子，在湖南被活活打死，王國維也因此一刺激而自殺。相反地，台灣沒有經過暴力革命，保留了慢慢轉變的可能。
儘管有些轉變非大家所願，台灣作為殖民地，人民被當成次等公民，當然有屈辱感，但受日本統治的50年期間也得到了一些好處，也是一種「意想不到的後果」。比如抗戰之後，我們才明白日本人基礎教育相當好。傅斯年接收台灣大學時，也研究了台灣大學的歷史，他非常讚揚台灣大學講座教授的制度，每位教授都有一間實驗室，教授整天都在學校；反觀中國的大學教授只進來講課，其餘時間都在兼差。另一方面，中小學教育也在日治時代奠定了較健全的根柢。
台灣的人文傳統也一直存在，梁啟超訪台時，林獻堂和許多台灣詩人來歡迎他，和他唱和極多。這裡顯示台灣保留中國古典詩文的傳統，也就是人文傳統的延續。史學傳統在台灣也延續下去，如連雅堂先生所著《台灣通史》，就是從傳統中國史學而來，中國史學大師章太炎也對連雅堂先生十分恭維。台灣的民間傳統更是有其連續性，媽祖信仰就是其一。我們不能看輕這些延續，它讓台灣有個底子，為中國人文研究在台灣提供了源頭活水。這一源頭活水正是由於台灣未經革命暴力才能流傳下來。
＊作者余英時（1930-2021）為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錢穆先生、楊聯陞先生。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等。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2004年入選美國哲學會會士。曾獲日本關西大學等多所大學名譽博士，2006年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榮獲首屆唐獎漢學獎。本文選自作者經典套書之《人文與民主》（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