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一項調查發現，60% 的受訪者認為同性婚姻總是、或幾乎總是錯誤的。另一項調查發現，與朋友或同事相比，新加坡年輕人更不接受家庭成員的同性關係。
陳威廉認為，Covid-19 新冠疫情可能加速了許多 LGBTQ 年輕人搬出去的願望。他表示：「由於過去兩年遠程工作，（家庭）可能發生了很多衝突。」根據他的經驗，「（社區裡的）很多人為了心理健康而試圖搬出去，因為他們可能來自一個非常不友好的家庭環境。」
像糟糕的家庭環境這樣的推動因素當然並不局限於 LGBTQ 群體中的年輕人。對於那些住在小房子裡，或者需要共用一間臥室的人來說，家就像一個高壓鍋。
賈和她的父母以及姐姐住在一套兩居室組屋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她大學畢業後很快找到了實習工作。但遠距工作是一場「噩夢」。她的姐姐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她們的連線會議有時會發生衝突，導致分心。
她承認，自己父母關係不太好，居家防疫期間因為長時間呆在家裡意味著爭吵越來越頻繁。「我無法逃離噪音，因為這個空間很小，」 她說。「有時候我在打電話，父母在後面大喊。」
賈無數次地考慮搬出去。有一個更安靜的工作和生活空間是誘人的，但最終實用性勝出。現在，她決定把大部分薪水存起來，而不是花在房租上。還有另一個讓她退縮的原因：「我想如果離開父母，我會感到非常內疚。」
但這並不意味著她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尤其是從實習生轉為全職工作後，她現在的收入要高出50%左右。但最終，決定因素還是她的父母。她說：「現在我們出門的次數多了，每個人的心情都好了，這是可以忍受的，但如果（他們之間的）關係像兩年前那樣變得非常糟糕，我想這次我會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我花過的最值得的一筆錢」
新加坡建立了成功的住房模式，一個廣受好評的模式。但是，正如最近的微妙變化所顯示的那樣，一些年輕人的需求和願望可能正在發生變化。
調整公共住房規則，為年輕人提供更多低成本的住房，可以緩解許多人的壓力，尤其是邊緣化群體。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家譚恩瑟建議，公共住房委員會可以考慮出租未售出的公寓，或建造專門設計的出租公寓，「以迎合那些被認為需要自己空間的年輕人」，他稱，當前的政策應該「考慮容納新加坡年輕人中正在出現的首選居住安排模式……並尋求容納那些不符合規則的人」。
在那之前，如果當前的趨勢繼續下去，年輕的新加坡人離開家租房將不再是禁忌，而是更主流，這是由優先考慮他們的獨立和福祉，以及可支配收入增加所推動的。改變對什麼是孝順的態度也會幫助年輕人離開他們的家庭。
布倫達當然不會後悔自己的決定。事實上，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確信自己的決定。現在回想起來，她所經歷的職業生涯並不僅僅源於一種自由的感覺，而是責任感。「這是我花過的最值得的一筆錢，」她說。「獨居讓我重新調整了自己的情緒。這對我來說是無價的。」
阿蘭也有同感，儘管他的父母對他的決定並不滿意。他回憶道：「我覺得他們是在針對我，好像我是在說討厭和他們住在一起。」他們試圖勸阻他，但當阿蘭下定決心時，他們不再堅持。
自從搬出去後，他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他仍然每月給父母287美元（400新加坡元，237英鎊）的」零用錢「，這是他賺到第一份全職工資後一直在做的事情。他也比以前支付更多的賬單，比如日用品和飲食雜貨、水電費和他的保險，這些以前都是由他的父母支付，還有他自己合租屋的租金。但他認為，與他所獲得的獨立性相比，額外的支出是值得的。
「現在我對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掌控，」他說，「這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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