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國家是因為政策錯誤而面臨危機，土耳其公債水平相對低，然而在通貨膨脹時期，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仍下令央行保持低利率，導致土耳其可能陷入貨幣、銀行業和債務危機。此外土耳其在過去幾年已經拋售大量外匯儲備來維持貶值的貨幣，這導致它近期可能將因外匯儲備耗盡而違約。
求助IMF反讓窮人付出代價
《紐約時報》（NYT）經濟專欄作家柯益（Peter Coy）分析，當一個國家政府遇到嚴重財政困難並尋求國際紓困時，若不儘快達成債務減免協議，將會有更多國家違約，引發骨牌效應。只要一個新興市場國家宣布無力償貸，就會在債權人之間引爆信心危機，擔心其他國家也還不出錢，便停止向這些國家放貸，或要求它們接受超高利率。
債權人的恐慌情緒容易導致脆弱國家違約，甚至連帶讓那些財政能力較強的國家也受懷疑，最終它們會像骨牌那樣一個接一個倒下。IMF和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便是為防止國際債券市場發生這一連串危機而努力。IMF和其他融資主體需要介入，考慮是否要求國家按原條款繼續償還現有債務，或協調國家與債權人重新談判償還時間表、制定救助計劃。
巴黎俱樂部由22個富裕的債權國家組成，負責協調債務減免項目。這些國家已從19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以及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學習到不少經驗。如今，這兩個機構正在設法把當年的經驗用在新興國家市場上。
CFR指出，IMF擁有充足的緊急放貸能力和優先債權人地位，能優先得到償付，因此更能支持陷入困境的國家──在此過程中，IMF必須判斷外債重組是否有助於該國金融復甦。在某些情況下，這很容易判斷，例如斯里蘭卡和尚比亞已經違約，顯然需要債務重組。但也有很難決定的狀況，例如當尋求IMF幫助的國家希望繼續待在債券市場，而不是先尋求債務重組。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指出，有時經濟崩盤國家傾向找中國或日本、美國等富裕國家求助，而非IMF，因為理論上，IMF雖能充當落難經濟體的救護車，但乘坐救護車並不是免費的。
為了保持償付能力，IMF會強烈要求債務國採取某些政策來改善其財政資產負債表，並恢復其進入資本市場的機會。這些政策被稱為「撙節措施」，例如削減社會福利以及燃料與食品的補貼，以支撐公共支出。會計師當然歡迎這些維持收入平衡的舉措，但無法溫飽的窮人會更加憤怒。
中國不願減債，又缺乏應對債務違約國經驗
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對許多中低收入國家提供貸款，雖然在新冠疫情衝擊之後，中國的政策性貸款放緩，但在此之前，其放款規模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區域開發銀行的貸款相媲美。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主要債權國，向新興市場提供約25％的貸款，且主要是向低收入國家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