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方如此這般地不願意把話說絕，既反應了現實的「膠質性」，也凸顯了利益的「對抗性」。
筆者還注意到，中國官方和學者對歐美的質疑多表不理解，並反復重申，「一帶一路」不會走地緣博弈的老套路，不會形成破壞穩定的小集團，而將開創合作共贏的新模式以及和諧共存的大家庭。
其實，這些解釋說多了就疲遝了，雖然對於某些受眾還是要保持耐心，但我們確實也急需更有效的方式。
美國當年推行「馬歇爾計畫」，勃蘭特在冷戰時期實施「東方政策」（Ostpolitik），西方對改革開放的中國採取「以商促變」（Wandel durch Handel）的政策時，也並未苦口婆心地向蘇東和中國闡述他們的初衷和意圖。
一個計畫，無論是戰略屬性的，還是經濟屬性的，其成功與否本質上還是基於主客雙方的「需求」。
「馬歇爾計畫」之所以成功，關鍵是戰後的歐洲滿目蒼夷，百廢待興，急需資金；勃蘭特的「東方政策」之所以能被蘇東接受，同樣是因為「社會主義陣營」急需西方的硬通貨幣和貿易往來；上世紀八十年代西方對華的「以商促變」政策之所以一開始沒有遇到中國的抵制，還不是因為中國當時急需西方的資金和技術？這是供需關係，公平買賣，無可非議。
至於「馬歇爾計畫」的實質是為了在全球確立「美元體系」和「西方規則」、「東方政策」的戰略立意是通過經濟來施壓政治，以圖用務實主義的「小步伐」（kleine Schritte）來實現德國統一的終極目標（Endziel）、「以商促變」的潛在目的是通過經濟和貿易手段在中國實現西方所樂見的「和平演變」，這都是不需要絞盡腦汁便能一目了然的事情。
同理，一個國家或集團的戰略意圖，可以通過經貿文化等手段、也可能使用軍事手段來實現；一個大型的國家或集團計畫，哪怕看似是純經濟行為，其背後都不可能沒有更深的戰略意圖。或者說，即使真的沒有，也很難讓外界相信。
2013年，斯諾登披露美國的竊聽計畫後，世界譁然。美國的盟友也紛紛抗議，對美國國家安全局（NSA）連盟友都不放過的做法表示不解和憤怒。自己的手機也遭竊聽的默克爾強硬表態：「竊聽朋友，這絕對不行。」（「Abhören von Freunden, das geht gar nicht」）後來我們知道，竊聽朋友的不僅有美國，德國的情報系統也在做。
美國的「通俄門」調查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並且已對有些人提出正式指控。可就在不久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局長詹姆斯·伍爾西（James Woolsey）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美國「可能」也會在其他國家的選舉中進行干預。只不過，他認為美國干涉的「理由是好的，是為了民主的利益。那只是為了他們好」。伍爾西雖然只說「可能也會」，但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他道出的是「事實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