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川普的並不是那些把他當作怪物、問著「怎麼會冒出這種怪物？」的進步派名嘴、記者和政客，當然他們也不可能投給他，但這股逆火的柴薪如此高疊，這些人全都有份。
研究伊斯蘭恐怖主義、白人至上主義、街頭幫派和邪教等不同現象的學者都發現，這些組織招兵買馬所用的都是一樣的技倆：承諾給予意義和歸屬。人類天生就想要歸屬感，想要參與比自己更大的目標，想要為這些目標奉獻並獲得重視。欠缺社會資本，比如家庭失能、學校或社區缺乏關照的年輕人最容易受到這些事物吸引，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其他管道可以獲得意義和歸屬感。每個大哥大姐會（Big Brothers Big Sisters）和男孩女孩俱樂部（Boys & Girls Club）都看得出這一點。但不只是窮人、缺乏教育者和那些被資本主義「拋下」的人才容易受到這些東西吸引。我們都一樣。很多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都受過良好教育。賓拉登本人也很有錢。現代十分冰冷，當人們缺乏資源或機會，找不到健康的意義和歸屬感，就會在現代的寒風中飄零。
1993年4月，希拉蕊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畢業典禮上致詞時就說：「我們需要有意義的新政治，人們的責任與關愛需要有新的道德風貌。市場和政府的力量讓我們遭遇到難以回答的問題，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定義公民社會，知道社會該如何組織，才能重新賦予生活意義、讓我們感到自己屬於某個比自己更大的事物。」
我在第一本書裡嚴厲批評了希拉蕊那篇關於意義的政治（politics of meaning）的演講。現在想想我當初並不公允。她的診斷其實可圈可點，長久以來，批評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的人，也認為該這麼解決「社會的提問」。人類渴望部落式的團結感，正是這份渴望讓我們不斷演化，最後爬到了食物鏈頂端。但我仍絕不同意希拉蕊開出的藥方：中央集權。她和歐巴馬一樣，都認為要讓國家有更多權力滿足人民對意義的渴望。然而這個路線只會讓問題加劇，因為這樣一來，國家會成為生活唯一的意義，最後反而招致數百萬人的怨念，因為他們認為國家對意義的定義有所不足。在光榮革命之前，一個新教徒登上王位，就會讓英格蘭的天主教徒覺得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遭受威脅。反過來也是一樣。
但我們卻正走上這個方向，一個退步的方向。當總統或執政黨努力追尋這樣的意義，「局外人」就會覺得自己成了家鄉中的陌生人。而執政黨做的一切，都會加劇這種感受。而當另一個政黨上台，國家又會往反方向走。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打破循環，減少國家的重要性，讓公民社會垂危的珊瑚礁恢復健康。
這不代表國家沒有重要的任務。但靈魂的空洞是國家無法填補的。只有拿著神聖權柄的君主和神學士才會說自己辦得到。
＊作者為美國企業研究所應用自由領域的執行主席、保守派雜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資深編輯，也是一名暢銷作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西方的自殺：人性本能如何反噬西方文明？》（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