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普（Donald Trump）崛起以前，保守主義就走上了身分政治的方向；就算他沒有參選，我們還是遲早會走上這條路。但就我的觀察，右派會臣服於民粹主義和部落意識，最直接的原因還是茶黨的失敗。在美國的民粹運動中，這場反歐巴馬總統的民粹運動是我唯一能夠感同身受，甚至投入支持的。（我也曾在許多茶黨的抗爭上演講。）為什麼？雖然我不喜歡也不信任群眾，但茶黨的訴求正好緊密結合了民粹主義和建國先賢的原則，要求政府量入為出，尊重憲法。在茶黨運動中，我認識了無數來自公民社會各處的人，他們都對美國文明最重要的這份文獻滿懷赤誠。他們會在起居室或錄音室舉辦讀書會或是講座。他們研究了債務和財政赤字的原理。雖然每次抗爭，都有一些人比較暴躁，但只要人們因為高漲的政治熱情聚集，就會有這種人，而且這些人都頗為受控。他們每次都會清理場地，認真看待自己的公民身分。茶黨雖有激情，但也很有原則。
他們也成功讓許多政治家上台。然而如果從最初設立的目標來看，茶黨運動還是失敗了。銀行獲得了紓困，歐巴馬健保仍然存在，國債愈積愈多，稅率也提高了。但許多茶黨投入部落的懷抱，並不是因為這些失敗。而是因為他們做的都只是擁護憲法原則。無論你同不同意他們提出的政策，茶黨的目標其實都出自愛國之心，而且有理有據，但媒體和好萊塢卻笑他們是鄉巴佬和白痴。這突顯了運動黑暗的一面。如果你告訴人們為了憲法和普世原則而戰實際上都是「白人的事情」，那許多白人遲早會同意你的說法。他們會把憲法看作屬於「真美國人」的文獻。但由於憲法的限制，他們最後就會得出結論：忠於憲法只是浪費時間。原本的「只有白人在乎憲法」，變成了「沒有人在乎憲法」。雖然我們還沒完全走到那一步，但在很多方面也差不多了。奇怪的是，愈來愈多右派組織開始崇拜無所不用其極的左派煽動家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他們相信左派就是善用他的戰術，才能奪取國家；而既然我們已經陷入生死存亡之戰，就必須學習他們的戰術。最重要的是，既然對方不受規則限制，「我們」也不該劃地自限。
每當有人譴責川普違反了「民主規範」，馬上就會有人回答：「那歐巴馬呢？」
這問題非常好，但我的回答是：「我批評歐巴馬，正是因為他違反了民主規範。所以我也會為了一樣的原因批評川普。」川普的熱情粉絲一定會說：「他們都不遵守規則了，憑什麼我們還要遵守？」
唐納．川普攪動了民主失能的大漩渦，讓它轉得更加激烈。
多年來，保守派一直抱怨共和黨太容易退讓。我不能說他們錯了，不然我這《國家評論》資深編輯的位子大概會不保。共和黨顯然無力阻擋政府規模愈來愈大的趨勢，這點只要明眼人就能看得出來，毋需我重提羅斯福新政或大社會計劃的歷史。此外，雖然我認為保守派在很多文化議題上都是對的，但這一連串失敗的紀錄，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共和黨關注的，常常都是能刺激基層的象徵性文化議題。問題是，就算在這些議題上，共和黨也常常舉手投降。這有部分和保守主義的本質有關。就像海耶克說的一樣，我們很容易跟隨別人選擇的方向。原則上我認為這不是很嚴重的問題，因為讓社會有時間消化必要的改變是很重要的。只是多贏一點當然會讓人比較爽。
川普也利用了這種挫折感，像查理．辛（Charlie Sheen）一樣瘋狂展示各種「勝利」。問題是，戰鬥與勝利並不是唯一有價值的原則。我曾跟許多支持川普的保守派有過無數辯論。讓我震驚的是，許多本該有所原則的保守主義者，都將「戰鬥」與「勝利」當成了自己的目的。當川普用盡粗鄙的言語捍衛客觀來看毫無道德，或是政治上站不住腳的立場，這些啦啦隊的反應卻是「至少他戰鬥了！」他成了「我們人民」的化身，而勝利已經跟真正贏得什麼毫無關聯了。當他說不出自己贏到了什麼，都是因為別人辜負了他，或是惡意阻撓他。而就算他說得出來，贏到的東西也毫無價值。如果他做的事情匪夷所思，那他一定是在下很大一盤棋。簡單來說，很多人根本就是在搞崇拜川普的邪教。
曾有民調詢問共和黨員們是否認同由單一機構提供醫療衛生，絕大多數受訪者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但只要接著告訴他們川普也支持這項政策，幾乎所有人都跟著支持。2017年8月，一份民調顯示，如果川普希望推遲2020年大選，大概有一半的共和黨員會支持。
在2017年的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onservative Action Political Committee, CPAC）上，川普的顧問凱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還曾提議要把「CPAC」的C改成川普的T。雖然這只是誇大的玩笑，但是當川普說要拋下自由貿易，改行他鍾愛的「經濟國族主義」時，底下聽眾的喝采實在讓人擔心這樣的玩笑終將引起燎原大火。
對歐巴馬的個人崇拜也很類似。許多名人都曾對這名總統宣示效忠。有個專欄作家尋思歐巴馬就是「帶來光的人」，認為他是一個「罕見的和諧存在，不只能夠領導我們在外交政策、醫療衛生計劃等領域找到新的方向，還能真正引領我們在地球上找到全新的存在方式、參與這場奇妙的人間實驗，與它建立連結。」靈性作家迪帕克．喬布拉（Deepak Chopra）公開宣稱他代表著「美國人共識的量子飛躍。」「巴拉克．歐巴馬呈現了我們集體最純潔的願望、最崇高的願景和最深沈的神識……」生命教練伊芙．康士丹婷（Eve Konstantine）則說：「他是我們全知智慧量子場所創造的產物。」這種言論還有很多，但主流媒體毫不在乎，因為它們也都為他痴迷。芭芭拉．華特斯（Barbara Walters）坦言：我們認為他將會成為……下一個彌賽亞。」這種情況讓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感到深深的嫌惡，不是因為種族歧視，而是單純因為不同意、健康的懷疑心態，或是普通的黨派之見，卻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打為種族主義者。
創造川普的並不是那些把他當作怪物、問著「怎麼會冒出這種怪物？」的進步派名嘴、記者和政客，當然他們也不可能投給他，但這股逆火的柴薪如此高疊，這些人全都有份。
研究伊斯蘭恐怖主義、白人至上主義、街頭幫派和邪教等不同現象的學者都發現，這些組織招兵買馬所用的都是一樣的技倆：承諾給予意義和歸屬。人類天生就想要歸屬感，想要參與比自己更大的目標，想要為這些目標奉獻並獲得重視。欠缺社會資本，比如家庭失能、學校或社區缺乏關照的年輕人最容易受到這些事物吸引，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其他管道可以獲得意義和歸屬感。每個大哥大姐會（Big Brothers Big Sisters）和男孩女孩俱樂部（Boys & Girls Club）都看得出這一點。但不只是窮人、缺乏教育者和那些被資本主義「拋下」的人才容易受到這些東西吸引。我們都一樣。很多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都受過良好教育。賓拉登本人也很有錢。現代十分冰冷，當人們缺乏資源或機會，找不到健康的意義和歸屬感，就會在現代的寒風中飄零。
1993年4月，希拉蕊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畢業典禮上致詞時就說：「我們需要有意義的新政治，人們的責任與關愛需要有新的道德風貌。市場和政府的力量讓我們遭遇到難以回答的問題，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定義公民社會，知道社會該如何組織，才能重新賦予生活意義、讓我們感到自己屬於某個比自己更大的事物。」
我在第一本書裡嚴厲批評了希拉蕊那篇關於意義的政治（politics of meaning）的演講。現在想想我當初並不公允。她的診斷其實可圈可點，長久以來，批評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的人，也認為該這麼解決「社會的提問」。人類渴望部落式的團結感，正是這份渴望讓我們不斷演化，最後爬到了食物鏈頂端。但我仍絕不同意希拉蕊開出的藥方：中央集權。她和歐巴馬一樣，都認為要讓國家有更多權力滿足人民對意義的渴望。然而這個路線只會讓問題加劇，因為這樣一來，國家會成為生活唯一的意義，最後反而招致數百萬人的怨念，因為他們認為國家對意義的定義有所不足。在光榮革命之前，一個新教徒登上王位，就會讓英格蘭的天主教徒覺得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遭受威脅。反過來也是一樣。
但我們卻正走上這個方向，一個退步的方向。當總統或執政黨努力追尋這樣的意義，「局外人」就會覺得自己成了家鄉中的陌生人。而執政黨做的一切，都會加劇這種感受。而當另一個政黨上台，國家又會往反方向走。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打破循環，減少國家的重要性，讓公民社會垂危的珊瑚礁恢復健康。
這不代表國家沒有重要的任務。但靈魂的空洞是國家無法填補的。只有拿著神聖權柄的君主和神學士才會說自己辦得到。
＊作者為美國企業研究所應用自由領域的執行主席、保守派雜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資深編輯，也是一名暢銷作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西方的自殺：人性本能如何反噬西方文明？》（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