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考卷上，他發現，你和附近的同學答案或想法、寫法有點類似，他會在考卷上寫上「 come to see me」。意思是說，這份考卷暫不給分，他要再口試。
繳交作業時，他說，可以集體討論，但，必須把參與討論的同學名字一起寫上。這本是很公平的一件事。
但，當年20出頭的小伙子，而且同學又集體住校，感情很好，有些人做完功課，大家好同學，就順便掛個名。就這樣繳了上去，沒想到，梅老師，又來一招…把簽名的人一起找來，在房間分別口試。這下，真的穿幫了，他直接把作業撕掉，再出幾個，每個人都不一樣的題目。也因為如此，我們養成了，不要依賴別人。
考試一定要靠自己。誠誠實實的習慣。也因為如此，雖成績各有高低，但很紮實。這是一個比較嚴格的方式。
另兩個是同學自動自發的學習，考試根本不會去做弊，覺得我們若不誠實會對不起老師：他們是敎原子物理及原子核物理的曾老師及敎應用電子學的唐老師。他們都是軍方轉任，在極端困難的情況做研究，取得學位的好老師。深知「專業」對學生的重要性。
曾老師，三學分，一定教六小時，甚至晚上也加課，他的研究室，永遠敞開大門，晚上也在研究室，隨時歡迎學生問問題。唐老師，教應用電子學，也是三學分，上六堂課，再加上一個下午的實驗課。這二位老師的考試，都在晚上，因為如此才不會衝堂。而且，考試也沒有時間限制，也不監考，老師就在他們的研究室做他們自己的事，答完卷，自己把考卷放在前面的講桌，吃宵夜去。
老師，這樣待我們，我們怎麼好意思做弊呢？兩個不同的情境，一個讓你「死了抄襲這條心」。一個讓你感動到覺得「作弊」對不起老師。這些教育給予我們這些學生很大的啓發，甚至我的同學回到清華當老師時，也是用同樣的態度。
當今社會，我不敢妄加評斷，但是，勉勵自己做好「誠信」才是正道。
然而，政治凌駕專業，在臺灣似乎已經視為正常。網路上流傳：1970年代，台灣正經濟起飛，是時，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打電話、寫信或拍電報，希望各位優秀的留學生能回國進入公部門任職。而且說上這句話⋯⋯如果你們不進入公部門任職，將來三流的人制定的政策，你們這些一流的人也沒有好日子過。
五十年前的話應驗了。1970年代，我還是個大學生，孫先生、李先生及趙先生等前輩之言，我無從驗證。但，有兩件親自體驗之事，必須要講：
民國55年，我在台北建國中學讀高二，當年高一不分組，高二分理組班及文組班，建國中學一個年級有25班，當時僅有二班文組班，我們的導師苦口婆心的勸班上同學，選擇文組，他說，文組的同學將來都是做官，制定政策的，理工的人只是個實踐者罷了。當然，同學仍不為所動。
50年了，也驗證當年，我們同年不同班的馬英九同學，當上了總統，他有權制定政策。
民國57年我大一，有一次在導師／導生的聚餐中，突然來了一個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王企祥先生，他是蛇毒結晶蛋白的國際性專家，他對我們這些大一生，劈頭第一句話就是「most scientists are stupid。」他要我們，除了做學問之外，要參與公共政策。
四天絶食，是政治凌駕專業，翻轉臺灣的能源政策。也間接導致目前的缺電窘境。政治是高明的騙術，侵蝕著臺灣人心。
這幾年來，活生生的例子，若再繼續下去，我們這個國家／社會，真的是Bar B Q （完了）。盼望，由這次的論文事件，台灣人仔細思考，還要再沈淪下去嗎？
＊作者為前龍門（核四）廠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