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香港的獨特區位優勢帶來的轉口貿易和金融業，也是某種天然資源。資金、人才、政策都向這些領域傾斜，而充滿風險的科創行業，顯然不如房地產投資來得穩妥。
這種意識深入香港社會肌理。以教育為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包括4個必修科目，中、英、數及公民教育及社會發展科目，非核心科目方面，根據官方數據，2020年5萬1千多名考生中，參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學生有5219人、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的考生甚至只有539人；相比之下，參與經濟科12243人，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9559人。
而每年香港DES考試的滿分「狀元」們報讀醫科已成慣例，因為醫生是邁入中上流階層最穩的選擇。甚至在2020年時，四位獲港大錄取的狀元中有一人報讀工科而被媒體獵奇報道，當然其他三人報讀的還是醫科。
資本的選擇跟DES考生們如出一轍——以2019年為例，香港的科研資金投入佔本地生產總值的不足1%，而中國內地為2.23%，台灣為3.5%，韓國為4.64%。這還是增長後的結果，過去十多年一直徘徊在0.7%左右，2020年才增長到0.99%。
還有一個資源詛咒，則不是來自資源豐沛的詛咒，而是短缺的詛咒，那就是土地。香港土地稀少，而且大量平地來自填海，土地焦慮長期籠罩香港。所以發展產業，經常以土地為出發點。
舉例而言，1999年，從台積電離職的張汝京和漢鼎亞太風投徐大麟希望在香港推行「矽港」計劃，但彼時香港輿論質疑實為「炒地皮」，港府最終沒有撥地。兩人隨即北上，當時同樣謀求轉型發展的上海，開闢浦東新區，大筆一揮不僅幾乎免費供地，還附加五年免稅，項目最終落地上海，即現在的「中芯國際」。時至今日，中芯國際已發展成擁有七個工廠，在中國科創板上市後，一路暴漲，市值一度突破6000億元。
有位香港經濟學家向筆者扼腕嘆息，對於香港而言，錯失中芯國際是一次巨大失誤，類似的高端製造業，不僅佔地更小，GDP產出高，污染少，還能佔據獨特的產業優勢，創造內生價值，避免香港經濟脫實向虛；而且可以為香港科技背景的高學歷人才提供大量優質的工作崗位，一舉改變香港人輕視理工的傳統，形成正向循環。
當然，困難不止來自香港內部。香港體量有限，發展科創必然要跟中國內地合作，但在中國的商業語境中，香港雖然已經回歸，但總歸是境外，面臨的問題並不少。比如一位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的學者研發出無創孕檢和癌症篩查等技術，市場前景可觀。在香港本地市場快速取得成績，擴展的第一步就是瞄凖中國內地，但卻因中國的人類遺傳信息不得出境的規定而受阻。當然，這位教授可以選擇在內地建設團隊、實驗室，設立公司，但也就與香港也就沒什麼關係了。再比如，一位早年從事電商的香港創業者向筆者表示，他在電商興起之初就看好這個領域，但當年希望設立公司，卻因為香港人不能控股，而發展受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