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轉移不到兩年，專權政治就開始撼動香港獨立司法了。有了第一次，就會忍不住食髓知味。
失敗者回憶錄157：第一次，大家都不覺得怎樣
1981年《七十年代》脫離左派陣營，通過募資成立一間有限公司繼續出版。投資者之一、並負責所有法律程序的是陳爵律師。他曾被推選為我們的董事會主席。九七主權轉移後，時任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李國能邀請他去當法官，後來他獲委任為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大約2006年退休。
退休時，李國能在官邸為他離任設宴。因我與陳爵熟悉，也邀請了我赴宴。在座除了我之外，都是當時的法官。席間有法官問我，作為傳媒人，怎麼評價香港法院的判案。我說，香港自從主權轉移以來，政治、立法、傳媒都變了很多，許多人都認為從港英時代倒退了。但為什麼絕大多數市民，特別是居港的外國人覺得香港沒有變，還是原來生活、工作的香港呢？就是因為司法獨立沒有改變。依法、按判例、公正審案，是社會和市民安心停泊的磐石。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受到政治干擾，但絕大多數市民的感覺是，香港的司法讓他們安心。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承諾的香港特區享有「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在九七後有沒有受到政治干擾？特別是中共的干擾？我當時沒有明說，實際上輿論早就有報導，稍關心新聞的市民也知道。只是當時的香港法官們仍然努力守住司法獨立，且政治干預也還沒有那麼明目張膽罷了。
1997年主權轉移之初，即發生「小人蛇」事件。由於聯合聲明與《基本法》第24條，界定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也享有居港權，因此當時就有不少香港人在大陸的子女偷渡來港，認為依法可取得香港居民身份。這就叫「小人蛇」。而在港英時代後期，所有非法入境者是要遣返大陸的。入境香港，必須拿中國公安單位發出的「單程往港澳通行證」。
相信中共在擬訂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時思慮不周，只想到移民外國的香港人，希望吸引他們回流香港，卻沒有想到有更多香港人在大陸有子女。為補此漏洞，由中共操控的臨時立法會就匆匆通過法例，表示根據《基本法》22條，在中國各地區的人要進入香港，須在當地辦理批准手續。其後更修訂入境條例，非法入境者無論父母是否香港居民，都沒有居港權。
於是有一個年約十歲的女孩吳嘉玲，由父親做代表，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指入境條例違憲。跟著提出同樣司法覆核的人士增加。
終審法院於1999年1月29日裁定，香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不論有無單程證，不論婚生或非婚生，不論出生時父或母是否已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均擁有居港權，吳嘉玲勝訴。
終審法院的判詞指，《基本法》根據中國憲法第31條制訂，是特區憲法，它賦予特區法院司法管轄權。所以，特區法院有權審核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的立法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倘若發現其違反《基本法》時，有權宣布此等行為無效。
以法律觀點來看，此判詞正常不過。但在中共的人治等級觀念下，卻認為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中國大陸的所謂法學專家，對香港終院大肆撻伐。作家金庸說這是孫子冒犯爺爺。我想他大概是接近絕對權力太多，而變得頭腦也不清楚了。
香港保安局長葉劉淑儀提出，若依終院判例執行，10年內會有167萬人可從大陸移居香港。於是行政長官董建華提請人大釋法。1999年6月26日，人大常委會釋法列明，只有獲批單程證的香港永久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才享有居港權。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釋法，實質上否決了香港終審法院的有關裁決。
根據《基本法》，人大常委會固然有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但又指明人大授權香港特區法院對國防、外交之外的所有自治範圍的條款自行解釋。而涉及國防、外交事務的案件，也需要終審法院向人大常委提請解釋，人大才會作解釋。並且在人大作出解釋前，終審法院所作判決不受影響。
很明顯，居港權不屬於國防、外交範圍，特首雖是特區之首，也不能超越法院，更不能代替法院向人大提請釋法。第一次釋法就以違反《基本法》的程序進行。但香港多數市民都被保安局長那個不知道根據什麼統計而來的167萬人會湧來香港嚇壞了，而且覺得釋法的結果沒有影響香港原居民的權益，因而反對的聲音很少。只有香港的法律界人士群集一起，穿上黑衣，步向終審法院門前作無聲抗議。
第一次釋法的政治原因，是擔心大陸人無限制湧來香港嗎？只看日後中共不斷放人來香港就知道這不是原因了。原因是香港若根據法院按《基本法》條文判決執行，就損害了大陸公安對人民的出境審批權。而終審法院的判詞又直接有損中共老爺子的尊嚴。
主權轉移不到兩年，專權政治就開始撼動香港獨立司法了。有了第一次，就會忍不住食髓知味。接下來，就肆無忌憚地釋法，直到20年後，國安法出爐，香港百多年法治磐石徹底崩塌。
別忘了，開始時，第一次，大家都不覺得怎樣。沒有警覺，人治的惡政就這樣滋生和茁壯起來了。
失敗者回憶錄158：我的《信報》專欄
「熊玠傳話風波」說明，一個那麼有學問的政治學教授，對現實政治也可以如此無知。
1984年初，香港前途談判備受關注，我應邀在《信報》寫每週一篇的專欄。《信報》當時許多專欄文章都很有水準，在知識界的地位甚至超越《明報》。我答應寫此專欄，是因為《七十》《九十》的讀者、作者群以海外為主。儘管我們最早提出香港前途問題，而且對一國兩制有較深入的討論，但就每日變化的反應，月刊較慢。我希望關於香港問題的意見較快傳遞給香港的知識群。因此，開始了這個名為「星期一評論」的專欄。
到1995年《蘋果日報》橫空出世，讀者面廣及普羅大眾。黎智英約我寫每日專欄。當時社會的閱讀趨勢是文章短小、通俗，我想到我的見解應從知識階層推向大眾，於是從1995年底開始了在《蘋果》的「李怡專欄」。
不知道什麼緣故，《信報》在1996年初以「版面調動」為由，叫停了我的專欄。當時因九七已近，傳媒紛紛自我審查，於是有人以「陰謀論」來猜測《信報》處理我的專欄背後有政治原因。這些意見甚至公開在包括《信報》在內的一些專欄發表。我自己倒不認為是這樣。我傾向於自己太忙，寫得太多，因此《信報》專欄可能不像過去那麼受歡迎有關。《信報》老闆林氏夫婦對我一向尊重，我們的關係良好。我在《信報》最後一篇的題目是《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覺》，期待這份報紙延續新聞自由。
從1984年至1996年，我的《信報》專欄共寫了12年。1985年結集了第一年的文章，出版《香港前途與中國政治》一書。書已絕版，我留有一本，近日翻看，發覺幾乎所有談論都沒有過時。原因恐怕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問題真是「千百年不變」。
《信報》專欄我寫得很用心，自問有些還很應時及有趣。只不過大部分沒有剪存下來。記憶中在中共提出「港人治港」時，我找到中共老祖宗毛澤東在1920年寫的反對「湘人治湘」的系列文章；在中國宣傳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時，我指出「社會主義是權力私有制」，「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不公平、最不平等，也使人民最難忍受的制度」；在香港一些人提出「中國無民主，香港無希望」的「愛國」言論時，我提出「香港無前途，中國無希望」的相反論述，意思是：若九七後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權都不保了，中國還有希望嗎？
我自感最有趣的兩篇，發表在1988年。一篇是6月的「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另一篇是8月的「熊玠傳話風波」。前一篇講我和老妻去看中國京劇演出，發現坐在我們前一排偏側的是傳聞可直達中央的許家屯及其家人。在中場休息時，突然有兩三伙人像發現獵物似的，向許家屯的座位奔來。其中一個中年稍胖的白衣女子，在我和老妻的座位前踹過，老妻腳缩得快，我就比較笨拙來不及缩，腳上被高跟鞋踩了一下，而這女子眼睛直射獵物，完全沒有顧及踩到別人。在許家屯前面，也有兩伙人湧去，給許送飲品、零食，寒暄一番。
從這些人的神情舉止，我就想到中國人受兩千多年專制文化的影響，早就把「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這個古訓，拋到九霄雲外了。奴性成習的中國人，在接近掌權者時，都會產生亢奮感。尤其是接近絕對權力，這種生理性的亢奮就油然而生，複述掌權者的談話會無限誇大，甚而胡言亂語到令人難以置信。
寫完這篇稿不久，台灣就發生了「熊玠傳話」的風波。
熊玠，美國政治學教授，宣稱參與起草《台灣關係法》。1988年從大陸回美經過香港時，曾經約我見面，說是坐轎車由20部摩托車在前面開路，從廣州駛往深圳來港，備受重視。又說見過中共最高領導人，是什麼人，他說不能講。領導人講了重要的話。是什麼話？如何重要？他又說未到時機，不好說。約我見面原來只是想炫耀和發洩他的亢奮。
後來，他在台灣說，他從中共一級領導人那裡獲得的訊息，是「希望與國民黨談判籌組聯合政府，雙方商定新憲法，新憲法可以不列入四個堅持（主要是堅持中共黨領導）」。這不是「一國一制」了嗎？熊玠說：「他們現在強調『一國一制』，可以回歸中華民國憲法，也可能接受中華民國國旗、國歌。」關於許多人擔心對台用武，熊玠說：「中共正尋求適當機會宣布放棄對台用武。」又說，中共對台灣的「國會全面改選」尤為關切，擔心改選後出現「台獨」國會，所以歡迎國民黨回大陸來「設分區黨部」，改選大陸籍的民意代表。
被追問一級領導人是誰，他說，「指的是鄧小平、趙紫陽、李鵬、楊尚昆……這一級」，「但不一定在這名單內」。被問急了，就說：「這個構想不能說是中共既定的政策，只是它確實在中共領導層的腦子裡轉。」大教授高明之處是連中共領導層腦子裡轉的政策也知道得那麼具體。
他後來又說，這些意見是他綜合近兩三年來與中共一級領導人談話的結論，「是經鄧小平同意的」。
那麼是跟鄧小平談的嗎？他終於忍不住了：「他要見我，有什麼辦法？」（好委屈啊！）「去年見面談了六個鐘頭，今年見了面又談，不是我吹牛，不過我不能講了，別人會以為我自己往臉上貼金！」既然是「有什麼辦法」才去談，怎麼說得上「臉上貼金」？
這個「傳話」，台灣傳媒廣為傳播、追問。香港傳媒卻不見報導。原因很簡單，台灣人容易被騙，香港人就不會有人相信。中共一級領導人有沒有講這樣的話不重要。講了，只不過為了把台灣騙上談判桌，而只要上了談判桌，中共就一定贏，因為所有承諾它都不會遵守；沒有講，就是一個大教授接近最高權力後胡言亂語的亢奮。我寫出來是作為趣談，讓讀者了解一個那麼有學問的政治學教授竟然對現實政治如此無知。
我想，台灣已經沒有什麼人記得這件事了。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