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清黨」與「分共」95周年，所謂「清黨」是指蔣中正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下令清除北伐軍內的左派份子與共產黨人，確保他的中央軍嫡系部隊擺脫紅色勢力控制。隨後掌握軍權的蔣中正在南京宣告成立親近英美的南京國民政府，與汪精衛領導延續聯俄容共政策的武漢國民政府決裂，即中國國民黨歷史上的「寧漢分裂」。
發生在1927年7月15日的「分共」，則是汪精衛洞悉到蘇聯試圖控制中國的陰謀後，將共產黨人和平請出武漢國民政府的經過。隨後兩個國民政府合二為一，正式宣告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結束與國共「分家」。然而誠如筆者上星期的文章《從「反帝」到親美：論國民黨的外交路線》所言，汪精衛之所以被迫反共，有相當大的原因來自於他手下的部隊反水投靠了蔣中正。
因為在「分共」以前，由唐生智指揮的北伐軍第4集團軍仍舊效忠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第4集團軍下轄第1與第2兩個方面軍，第1方面軍由唐生智兼任司令，第2方面軍司令則由著名的左派將領張發奎擔任。兩個方面軍各有五個軍與三個軍，內部有大量中共黨籍的軍長和政工人員，實力不容小看。更嚴重的地方，是在於不聽從蔣中正命令的還不是只有武漢國民政府的部隊。
1926年9月17日「五原會師」後成為國民革命軍一份子，有「西北王」之稱的「基督將軍」馮玉祥獲武漢國民政府指派為第2集團軍司令。他手中不只有手握大刀，能征善戰的西北軍，背後還得到蘇聯的大力支持。馮玉祥為了討史達林歡心，還曾經將白俄將領高爾察克（Alexander Kolchak）將軍流亡到中國的部下阿年科夫（Boris Annenkov）逮捕後送交給蘇聯處決。
此刻蔣中正已獲得新桂系領袖李宗仁和白崇禧支持，只要能確保馮玉祥能加入反共陣營，就能讓手中沒有軍隊的汪精衛武漢政權垮台，實踐「寧漢合流」。95年前的今天，即1927年的6月19日，一場發生在徐州的會議讓馮玉祥做出了與蔣中正、李宗仁還有白崇禧合作反共的決議，為汪精衛的「分共」壓倒了最後一根稻草。
蔣中正實力不夠強大
回顧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歷史，其實不難看出蔣中正雖然為北伐軍總司令，可他實際上能控制的部隊並不多。真正被他視為嫡系部隊看待的，其實只有第1集團軍下由何應欽擔任司令的第1方面軍，尤其是該方面軍下轄的第1軍。國民革命軍第1軍之所以如此效忠蔣，原因在於該軍的前身是由黃埔軍校畢業生組成的教導第1團改編而成。
北伐勝利後所謂的中央軍嫡系部隊，基本上都是從國民革命軍第1方面軍所分流出去的，其他部隊如第2方面軍和第4方面軍則有大量親共人士存在。蔣中正為了擴大影響力，拉攏新桂系的代表人物白崇禧將軍，指派他出任可代行總參謀長職務的副總參謀長。與白崇禧同屬新桂系的李宗仁，則被委派擔任第3集團軍司令，同樣為蔣中正攏絡。
可馮玉祥的兵力龐大，他下轄的第2集團軍擁有四個方面軍的兵力，而蔣中正第1集團軍下面僅有兩個是真正願意追隨他反共的，即何應欽的第1方面軍和李宗仁的第3方面軍。即便是他與李宗仁、白崇禧的關係也只是所謂「脆弱的同盟」，所以說服馮玉祥加入反共陣營是蔣中正確保國共分家成功的不二法門。如果馮玉祥堅決擁護汪精衛，聯俄容共政策只會延續下去。
沒想到「清黨」發動前的1927年4月6日，做為蔣中正、汪精衛以及馮玉祥共同敵人，俗稱「東北王」的北洋政府大元帥張作霖襲擊了蘇聯駐北京大使館。張作霖逮捕了曾任馮玉祥顧問的中共創黨元老李大釗，並以「和蘇俄通謀，裡通外國」的罪名在4月28日下令將其處死。蔣中正與張作霖一南一北的對共產黨痛下殺手，仿佛南京國民政府與北洋政府之間已暗中形成了反共抗俄的默契。
張作霖不只殺掉李大釗，還公開了大量中國共產黨、武漢國民政府以及馮玉祥串通蘇聯的密件。此舉讓高打民族主義旗號的馮玉祥站不住腳，畢竟此刻蘇聯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宣傳中，已經被塑造成對中國威脅性比歐洲各國還有日本更強烈的帝國主義侵略者。與蘇聯太過於緊密，可能會讓馮玉祥被中國輿論視為賣國賊看待。
獅子大開口的馮玉祥
不過光是賣國賊的帽子，還不至於讓馮玉祥做出背叛汪精衛的決定，他在1927年6月10日前往河南鄭州與汪精衛會面商談聯合反蔣的條件。汪精衛表示只要馮玉祥效忠武漢國民政府，就將河南省、陝西省以及甘肅省的防務通通交給他的西北邊防軍管轄。可馮玉祥要的不只是河南省、陝西省以及甘肅省，他要的是控制整個華北。
綜觀當時整個華北，張作霖的勢力已經退回東北，唯一真正能跟馮玉祥抗衡的為「山西王」閻錫山。可閻錫山是個很有自知之明的軍閥，只對控制山西省一個省有興趣，這意味著北伐勝利後除了山西省外，黃河以北的地區都可以落入馮玉祥的手中。汪精衛要求他把權力限制在三個省內，實在是沒有辦法滿足「西北王」的野心。
恰巧就在這個時候，蔣中正也派人攏絡馮玉祥，願意每個月提供他250萬元的軍費，還讓他到南京擔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既然連中央都可以加入了，當個「西北王」或者「華北王」又有何困難之有？於是他毫無保留的向武漢國民政府表達投效南京的決心，強調：「寧漢合流，一致北伐，武漢和共產黨分家，誰不贊成誰就出國考察。」
在那個有軍權就等於擁有一切的時代，「出國考察」是除了囚禁與死刑之外對政治人物和軍人最為嚴厲的懲罰。凡是掌握軍權的人，對待沒掌握軍權卻有政治影響力的人，通常都是請對方「出國考察」。在給對方留面子的情況下，迫使對方出國進而失去政治影響力，不再對有軍權的人產生挑戰。蔣中正在北伐勝利後，也以類似的手段對付過胡漢民、汪精衛以及楊虎城等政敵。
馮玉祥丟出「出國考察」四個字，用意就是告訴那些要追隨汪精衛的人，甚至於汪精衛本人如果不支持他與蔣中正和解，下場就是淪為「出國考察」。失去馮玉祥支持還不打緊，就連原本效忠汪精衛的北伐軍第4集團軍也出現了強烈的反共聲浪。原來中共激進的土地改革政策，導致許多黃埔軍校左派畢業生的家庭遭受到批鬥，甚至是殺害，讓他們不得不從左派變成了右派。
失控的「分共」
汪精衛雖然對意圖控制中國的蘇聯產生了提防，但是對中國共產黨他還不想趕盡殺絕，因為他始終相信國共兩黨的精英都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在努力。他固然不希望中國淪為蘇聯附庸，卻對共產黨的組織還有動員能力嘆為觀止，並相信同樣的手段如果能由國民黨來妥善運用更能推動黨和國家的進步。自認為孫中山繼承者的汪精衛，對於蔣中正的軍人干政更是痛恨。
因此對於共產黨的人才，他在黨內也是盡可能的給予栽培，希望哪天能為國民黨所用。就連毛澤東都在汪精衛推薦下，擔任過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汪精衛相信仰賴共產黨人的幫助，一方面可以運用他們的組織能力建立以黨領政的國民黨中國，二方面又能避開中共領導下的階級鬥爭。所以「分共」歸「分共」，他不像蔣中正那樣認為共產黨人只能夠靠子彈來「物理性消滅」。
和平「分共」是汪精衛的主張，但是他不像蔣中正手裡有軍隊，就連武漢國民政府的軍隊也不在他手中。當馮玉祥都選擇倒向蔣中正陣營後，唐生智與張發奎還有他們的手下都開始動搖了，尤其是那些與中共有深仇大恨的軍官，更是不等長官下令就開始武力「分共」。甚至早在馮玉祥倒戈以前，唐生智手下的第35軍軍長何鍵就已經對他隊伍裡的中共黨員下手了，是為「馬日事變」。
馮玉祥通電反共後，本來就傾向「清黨」的桂系將領，武漢警備司令李品仙將軍更是不忍了，於6月29日把槍口對準了共產黨。武漢國民政府的軍隊一支跟著一支反共，是迫使汪精衛在7月15日宣佈「分共」的重要原因。不過他還是希望盡可能保護共產黨人的生命，甚至當有人指控他殺共產黨時，他還悲憤的反擊到：「我們幾時殺過人？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憑空造謠……」。
不過局勢的發展由不得他，「槍桿子出政權」是當時中國政壇運作的唯一邏輯，就連在國民革命軍裡的共產黨人也一樣。於是到了8月1日，張發奎手下的參謀長劉伯承，串通了第11軍副軍長葉挺、黨代表聶榮臻以及第20軍軍長賀龍發起南昌暴動，叛離武漢國民政府。南昌暴動被中共視為建軍節，而這兩個軍的北伐軍官兵自然也成了當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
軍權壓過黨權
南昌暴動以後，武漢的國民革命軍以殘忍程度不下於南京的手段清除掉共產黨，許多原本反對「清黨」的國軍將領，包括張發奎與薛岳在內後來都成了堅定的反共份子。不過汪精衛從來沒有真正控制過這些部隊，武漢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更是只能隨蘇聯顧問一起逃亡海外，暴力「分共」的責任實在是無法算到汪精衛頭上。
倒是手握軍隊的馮玉祥，能夠對第2集團軍裡的共產黨人採取「禮送出境」的政策，為自己未來與中共的關係留了一條後路。馮玉祥一如汪精衛，兩人的「分共」都是被時勢所逼，非來自於他們的主觀意志。然而有軍隊的馮玉祥可以選擇把共產黨員「禮送出境」，沒有軍隊的汪精衛只能看著表面上效忠他的部隊射殺那些他所器重的共產黨員，差別相當之大。
馮玉祥為什麼給共產黨網開一面？因為他對蔣中正始終保持戒心，認為北伐勝利後的南京國民政府勢必不會讓他永遠當「華北王」，為此馮玉祥必須給自己留一手，與華北地區的反蔣勢力保持聯繫。後來也確實如馮玉祥所料，蔣中正在北伐勝利後的國軍「編遣會議」上試圖消減馮玉祥、閻錫山、白崇禧以及李宗仁的兵權。
於是馮玉祥又與閻錫山、白崇禧與李宗仁又串通起來在1930年對南京國民政府開戰，即後世所稱呼的中原大戰。這次又是張作霖的兒子，少帥張學良對中央軍伸出援手，東北軍緊急出兵北平，擊退了西北軍與晉綏軍，確保了蔣中正的獨大地位。過了一年之後，日本關東軍又引爆「九一八事變」，進一步削弱東北軍的力量，使蔣中正逐漸成為全中國最強大的軍事領袖。
看在汪精衛眼裡，蔣中正不過是一個軍閥，以手中的軍權壓過黨權。黨在部隊裡的組織被取消，政工也只被賦予組訓民眾或者政治宣傳的工作，不再如同北伐時代那般有凌駕於部隊主官之上的權力。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裡的地位不如汪精衛，甚至不如毛澤東，唯一能大權在握的就是讓軍權凌駕於黨權之上，沒有所謂的「黨指揮槍」，正如同郝柏村院長生前所言是「軍隊到哪，黨才跟著到哪」。
國民黨基層組織全滅
「清黨」與「分共」，讓國民政府得以擺脫蘇聯控制，逐漸改善與英美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是中華民國能在1927年到1937年實現「黃金十年」的關鍵原因。除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與大日本帝國之外，沒有哪一個國家會願意跟類似伊斯蘭國的原教旨主義國家交往，若「國共合作」繼續維持下去，可能中華民國真的會提早迎接文革時代的來臨。
大方上向來講，「清黨」對中華民國與國民黨而言都是正確無誤的政策，只是採取的手段還是帶來了諸多副作用。蔣中正反的其實不只是共產黨與潛伏在黨內的左派，而是包括右派在內整個黨的組織。因此在南京國民政府「清黨」的過程中，其實許多右派反共黨員也是跟著一起被清掉的，或許只因為他們效忠汪精衛，或者不夠效忠蔣中正。
於是蔣中正失去了在基層社會上與共產黨競爭的能力，就算後來他扶持陳果夫與陳立夫的CC派來主導黨務，也沒有辦法彌補「清黨」所造成的損失。蔣中正靠著黃埔系成為中國最強的軍事領袖，卻始終沒有辦法統一全中國的軍隊，雖然日本的侵略幫助他消滅了許多地方部隊，但日軍攻擊的目標始終還是蔣中正的中央軍嫡系部隊，最終損失最大的還是他自己。
馮玉祥也不是白痴，他手下的西北軍在抗戰時多數投效汪精衛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以和平建國軍的名義保存實力。等到日本戰敗後，國共內戰逐漸打出勝負之際，他們又大規模倒戈變成中國人民解放軍，成了壓垮蔣中正在大陸統治的最後一根稻草。雖然馮玉祥沒能活著看到中華民國政府被趕到台灣，但是從他對共產黨勝利做出的貢獻來看，他絕對可以被稱為「民革」的元老。
既然馮玉祥在國共分家的歷史上扮演如此重要的地位，假若他當年選擇支持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沒有倒戈到蔣中正陣營，歷史又會如何發展呢？是否真如汪精衛預期的，建立一個國民黨一黨獨大但是又集體統治的中國呢？仿佛讓大陸在避免發生文革的情況下，直接過渡到今天經濟開放，政治保守的「榮景」？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留到以後再談！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