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從「反帝」到親美—談國民黨的外交路線

今年6月初，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訪問美國，並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與美方學者交流時，明確表示國民黨是「與美國擁有緊密連結的親美政黨，持續對抗共產主義，與中共做價值與制度的競爭」。筆者今年4月有機會返美，趁機造訪了胡佛研究所，並透過翻閱所內典藏的史料，證實朱立倫主席關於國民黨親美的歷史確實為真。

除了大家最熟悉的蔣中正與蔣經國日記之外，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黃郛、吳稚暉、黃鎮球、黃仁霖、胡世澤、程天放、魏景蒙、阮毅成、王昇與唐飛等等，基本上只要是我們喊得出名字的黨國大老，都能在胡佛研究所找到他們的文件。就連沒有國民黨籍，但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曾琦、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人的史料，在胡佛也通通都找得到。

翻閱陳納德（Claire L. Chennault）將軍與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的檔案，還能看到陳誠、杜聿明、薛岳、戴笠、周至柔以及傅作義等國軍將領寫給他們的信件。相比起來，胡佛研究所只典藏了陳獨秀、彭述之、林昭與李銳等4名共產黨人的文件，而且他們4人無一例外都在毛澤東掌權後與中國共產黨分道揚鑣，甚至還有人慘遭中共殺害。

縱然兩蔣日記只是暫時寄放於胡佛研究所，但是在可見的未來內，筆者實看不出兩蔣日記有回到台灣或者大陸的可能性。這背後自然有虎視眈眈的共產黨與民進黨等著清算兩蔣的考量，可是從國民黨元老們人人把日記還有私人文件寄放或者捐獻給胡佛研究所這點來看，我們還真的不能否認中國國民黨確實是兩岸過去100年來最親美的政黨，沒有之一。

不過國民黨不是只有100年的歷史，事實上中國國民黨的親美路線是要等到蔣中正上台掌權以後才開始推行的，在此之前國民黨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推行的是「聯俄容共」政策。換言之，我們認知中那個推行反共抗俄政策的中國國民黨要到1927年4月12日，蔣中正推行清黨以後才誕生的。在此之前的國民黨，就算稱不上反美，也絕對是一個「反帝國主義」的左翼政黨。

曾經親美的孫中山

中國國民黨的創黨領袖，總理孫中山先生因為晚年推行「聯俄容共」政策的關係，時至今日在中國仍被尊稱為「革命先行者」。他不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同情英美的敵人德國，還在1924年訪問神戶時提倡以驅逐西方為宗旨的「大亞洲主義」。德國、蘇聯與日本這3個美國在20世紀最大的敵人都成了孫中山先生的盟友，看來「反美」確實在當時是中國國民黨的主流思想。

不過事實也沒有我們表面上看到的那麼簡單，畢竟孫中山在革命初期還是以推翻滿清為主要的意識形態，他就算「反帝」反的也僅只是大清帝國，尚談不上反對西方「帝國主義」。更何況孫中山在夏威夷讀過書，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受到過民主共和思想洗禮，還曾經入籍過美國。從這個角度來看，早年的孫中山先生與「反美」主張相距甚遠。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中途島海戰80周年─從大東亞戰爭到太平洋戰爭 ｜ 更多文章 ）

甚至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念，都還受到林肯（Abraham Lincoln）總統《蓋茨堡宣言》（Gettysburg Address）啟發。早年革命的獻金，也有相當大一部份是來自美國華僑與美國友人，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孫中山先生是以美利堅合眾國為藍圖打造中華民國的。孫中山的親美，同樣反應在他革命成功後聘請美國人荷馬李（Homer Lea）擔任他首席軍事顧問這點得到證明。

荷馬李在他的遺作《薩克遜時代》（The Day of the Saxon）中，明確提出英美應該與中華民國合作，共同對抗俄國、德國與日本的戰略構想。其實參考中華民國後來在二戰還有冷戰時推行的國策，我們不得不佩服荷馬李為先知。孫中山看在清朝與北洋政府眼中，就如同當今俄羅斯與中共看待顏色革命一樣，實在是「西方帝國主義」顛覆中國的「馬前卒」。

那是什麼原因，導致孫中山晚年與美國分道揚鑣的？關鍵還是來自於美國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One-China Policy），主張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同時，卻承認北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在廣州組織國民政府與北洋政府分庭抗禮的孫中山，感覺自己得不到美國支持，只能尋求蘇聯與日本等美國戰略經政者的協助。

國民黨的「革命外交」

20年代初期的中國，在北京有北洋政府，廣州有國民政府，各自推動不同的外交路線。北洋政府的外交靈魂人物為顧維鈞，主張透過和平方式與列強締結「新約」，逐步廢除《不平等條約》並收回租界與治外法權。顧維鈞同樣為中國近代史上數一數二的歷史人物，不過因為他是哥倫比亞大學校友的關係，他的文件典藏於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不像其他民國或者黨國大老那樣典藏於胡佛。

至於國民政府外交的靈魂人物，則是主張推動「革命外交」的陳友仁。陳友人祖籍廣東，卻出生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加勒比海殖民地千里達，這導致以英語為母語的他幾乎失去了以中文溝通的能力。但可能也因為在殖民地長大，又身為華人的關係，陳友仁更能體會到有色人種在白人統治下的不平等待遇，使他的「反帝」情緒比孫中山和顧維鈞更加強烈。

此外陳友仁還從頭到尾見證了孫中山在革命陣營中被孤立，又遭到英美等西方國家疏遠的歷史，更讓他下定決心將「革命外交」推行到底。陳友仁在孫中山去世後，擔任廣州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他主張北伐軍在一路北進，驅逐北洋軍閥的同時，還應該在愛國群眾的配合下以武力收復歐美在華租界與治外法權，解除「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

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英國國力正逐漸走下坡，美國對北伐軍打擊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國的行為又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自然讓陳友仁相信北伐軍靠武力收復租界是可能的。1927年1月1日，北伐軍反攻到武漢三鎮，由左派與蘇聯顧問主持的武漢國民政府於焉誕生。武漢民眾則趁機衝撞漢口英國租界，進而與駐紮漢口的皇家海軍陸戰隊爆發衝突。

到了1月5日，武漢的英國軍人與僑民通通搭上皇家海軍的船艦撤離，租界改由國民政府的軍警接手。隨後這股「反帝」浪潮又席捲九江，迫使英國在2月19日與2月20日和武漢國民政府簽訂《收回漢口英租界之協定》以及《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協定》。陳友仁就此成為廣受民眾愛戴的民族英雄，然而北伐軍內部的左派勢力，卻也因為漢口與九江的成功開始走上了偏鋒。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中途島海戰80周年─從大東亞戰爭到太平洋戰爭 ｜ 更多文章 ）

「原教旨」化的北伐軍

北伐軍收復漢口與九江的英租界後，又馬不停蹄的向上海、南京前進，迫使本來互有矛盾的英國、美國、法國以及日本勢力團結起來以武力回應武漢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1927年3月23日，北伐軍第2軍與第6軍向南京進攻，駐防的北洋軍閥張宗昌部隊不戰而逃，於是這兩支由共產黨人李富春、林伯渠擔任政治部主任的國民革命軍就將目標轉向了南京城裡的外國人。

由於第2軍與第6軍的官兵裡，潛伏了大量的左派份子與共產黨人，北伐軍完全不顧軍長譚延闓與程潛的命令向英美日3國在南京市內的領事館、商社、教堂、學校與醫院發起無差別攻擊。在左派份子與共產黨的煽動下，北伐軍士兵幾乎是見到外國人就射擊，甚至還傳出英國領事慘遭斬首，領事夫人被27名官兵輪姦的謠言。

實際上北伐軍缺乏與英美日三軍交戰的現代化武器，造成的死亡只有英國兩人與美國、法國、義大利還有日本各一人。英國駐南京領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沒有被斬首，但還是遭到北伐軍虐待折磨，並於一年後死亡。真正死在北伐軍槍口下的名人，為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John Elias Williams），他是歷史上第一位遭到「中國國民黨」殺害的美國人。

李富春與林伯渠2位共產黨，似乎已經聞到蔣中正有要與蘇聯還有中共分道揚鑣的味道，故意發起這場史稱「南京事件」的國際糾紛，期待永久離間國民政府與西方的關係。英美也認定蔣中正「紅色將軍」的傳聞果真不假，於是皇家海軍派遣一艘重巡洋艦、兩艘輕巡洋艦、八艘驅逐艦、一艘掃雷艦與一艘砲艇前往南京砲擊北伐軍。

美國海軍以諾亞號（USS Noa, DD-343）為代表的5艘驅逐艦，也跟著開赴南京保護美僑，並且向北伐軍開火。這同樣是歷史上第一次，或許也是唯一一次有美軍向「中國國民黨」開火的案例。最終北伐軍因不敵英國與美國的船堅砲利而敗退，反倒是日本帝國海軍沒有派出軍艦干預「南京事件」，即便事件期間仍有大量日本僑民遭到北伐軍傷害甚至於輪姦。

蔣中正決心清黨

「南京事件」雖沒造成太多外國人死亡，可北伐軍的表現卻讓國民黨在西方國家的形象跌到谷底，直逼2014年的伊斯蘭國。在汪精衛領導下，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迅速走上「原教旨主義」路線，誓與英美勢力鬥爭到底。不過身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中正卻不這麼看，他精確判斷出這是蘇聯顧問以及中共黨員在背後離間西方國家與國民政府的陰謀。

此外到了4月份，汪精衛不只與中共領袖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還進一步解除了蔣中正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種種跡象，都讓蔣中正決定先發制人，於是他在桂系領袖白崇禧以及青幫大老杜月笙的支持下發動「清黨」，清洗北伐軍內部的左派親共勢力。在4月12日下令清黨的5天後，蔣中正又於4月18日於南京另立國民政府來與武漢國民政府分庭抗禮。

堅持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路線的汪精衛，雖然擁有黨權卻沒有軍權，外加共產國際試圖顛覆中國國民黨的《五月指示》又被汪精衛發現，於是武漢國民政府只能跟著宣佈「分共」。主張「革命外交」的陳友仁，據說是武漢國民政府中唯一反對「分共」的部長，因為他知道國民黨如果脫離國共合作的路線，最後的結果就是走上北洋政府的和平交涉路線。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中途島海戰80周年─從大東亞戰爭到太平洋戰爭 ｜ 更多文章 ）

汪精衛本來不打算如蔣中正那般全面撲殺共產黨，主張「和平分共」，奈何武漢國民政府的部隊指揮權也不在他手中，很快以許克祥、夏斗寅、李品仙以及何鍵為代表的武漢國民革命軍也對左派還有共產黨展開武力鎮壓，迫使主張「聯共」路線的陳友仁只能逃亡蘇聯尋求政治庇護。失去武力的武漢國民政府，最終只能併入南京國民政府，服膺於蔣中正的外交路線之下。

本來被武漢國民政府通緝的顧維鈞，在北伐勝利後被允許回到中國，並在「九一八事變」後出任李頓代表團（Lytton Commission）中國顧問，開始為蔣中正貢獻他的外交才能。顧維鈞一天也沒加入過國民黨，也不曾擔任過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然而他與英美合作的親西方路線還是取代了陳友仁與英美敵視的反西方路線成為黨國推動對外政策的指導方針。

台灣外交之父顧維鈞

整體而言，顧維鈞為中華民國奠定的外交路線直到今天還被台灣不分藍綠的歷屆政府所遵守。民進黨也好，國民黨也罷，都必須強調自己是親美的政黨。就算是主張深化兩岸交流的馬英九政府，仍強調自己是「親美、友日、和陸」。顯見北洋政府與西方親善的政策，遠比陳友仁時代主張的「革命外交」更符合中華民國的利益。

尤其在蘇聯與日本被蔣中正視為中華民國的兩個頭號威脅後，親美路線更是成為當時國民政府唯一的選擇。當然在「清黨」的過程中，不只是受共產黨影響的左派被清洗，還有許多右派的基層黨員一起被剷除，導致國民黨一來在草根社會不再具備與共產黨相抗衡的能力，而來也導致許多在「清黨」時遭到迫害的右派黨員成為支持汪精衛的「改組派」。

後來這批「改組派」成員中，又有不少人在抗戰爆發後隨汪精衛到南京成立親日的國民政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南京國民政府對英美宣戰，這批國民黨黨員在法律定義上也就成了美國的敵人，甚至在陳納德（Claire L. Chennault）派第14航空軍P-51野馬機攻擊上海、南京時跟著日軍一起遭到美機掃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國民黨還是有相當數量的反美勢力存在。

抗戰勝利後，伴隨著國共內戰爆發與兩岸分治，反美的國民黨人留在中國組織今日簡稱「民革」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追隨中華民國政府來到台灣的都必須要仰賴美國的幫助抵禦共產黨的清洗，蔣中正與顧維鈞制定的對外方針更是國民黨唯一的外交路線選擇。美國的政治、軍事、經濟還有文化影響力，更是伴隨著韓戰爆發全面席捲台灣。

雖然70年下來，美國與台灣乃至於藍綠兩黨的關係不總是愉快的，也歷經了尼克森（Richard M. Nixon）訪問北京與中美斷交等不幸事件，可美國仍是唯一有能力，並且願意阻止中共以武力併吞台灣的大國。「疑美論」不論在國民黨還是民進黨裡其實都存在，但藍綠兩黨領袖都知道美國對中華民國生存發展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這是為什麼國民黨必然是一個親美政黨的原因。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中途島海戰80周年─從大東亞戰爭到太平洋戰爭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