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方面，一些觀察家也對中國在新興技術的問題上看似伸出橄欖枝的動機提出了質疑，懷疑這可能只是意在分散外界注意力或甚至是一個詭計，想讓中國在某些落後的領域獲得海外研究的機會。但是，摩爾指出，即使中國對新興技術的姿態不夠真誠，它也仍然指出了這樣一個重要的現實：圍繞使用人工智慧和生物技術的倫理問題給中國的技術人員和政策制定者帶來了真正的困境，而這一現實為就未來的一些重大技術道德問題開展進一步對話另闢了一條蹊徑。
無論摩爾提出了多麼有力的美中必須合作的論證，但是在目前雙方國際、國內的政治氣氛之下，合作是不是並不太現實？針對這個問題，摩爾說，政府之間雖然很難，但是民間仍有很大空間。中國方面有很多合作提議並不是來自北京本身，而是來自與國家關係更鬆散的團體。
書中談到的一個例子是，2018年，政府資助的研究機構中國人工智慧學會成立了一個倫理委員會，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陳小平擔任主席，陳小平以打造出極為逼真的機器人而聞名。委員會表達了在開發人工智慧過程中管理道德風險的決心，其對人工智慧實施中的道德風險的重視與美國政府的聲明驚人地相似，這表明有可能就人工智慧道德進行進一步對話。
美國國防部於2018年發布的人工智慧戰略對倫理問題給予了高度的關注。該戰略提出以倫理對話的形式向中國和其他領先的人工智慧大國伸出橄欖枝，提議與這些國家的主管機構合作「倡導一套全球性的軍事人工智慧指導方針」。
摩爾在書中強調，就此類指導方針和中國達成協議無疑將將面臨政治上的挑戰，但考慮到所涉及的利害關係，讓太平洋兩岸的這些提議得不到回應同樣是不負責任的。
競爭、合作伏倚相因
摩爾書中的另一個重點是可持續發展。他在書中介紹了中國的能源轉型和脫碳戰略，指出這一戰略將對中國的經濟結構、產業政策乃至全球未來應對氣候變暖都有巨大的影響。
在到賓夕法尼亞大學執教之前，摩爾曾在美國國務院任職，期間參與了美中巴黎氣候談判。他以親身經歷闡述了中國在氣候問題上與美國對抗與合作並存的複雜關係。
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美中兩國激烈對峙，中國否決了一系列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提議。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後，不管是處於什麼原因和動機，摩爾發現，中國領導人態度開始轉變，公開支持氣候談判，並努力與美國等其他主要排放國就氣候問題展開討論。中國的這一突破為後來的巴黎協議奠定了基礎。摩爾在書中回憶說，美國氣候變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和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之間的談判之漫長以至他筆記本都用完了，每次會議都帶著他笨重的政府發的筆記本電腦。到12月12日巴黎會議結束時，中國最後終於同意已經放棄在生態變化議題上的否決權。摩爾清楚的記得當時他是多麼興奮，將此視為給地球一個巨大的聖誕禮物。「我們達成了協議，」他波不急待地給華盛頓的同行們發了一封電子郵件，「這是一個很好的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