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首次會議上發表演講，宣布「我們所面臨的最緊迫的威脅不再是大國之間的競爭」，並以主要篇幅一一列舉了美中兩國可以在振興全球經濟、應對氣候變化、遏制核武器擴散等等諸多方面密切合作，並稱他所相信的未來是，中國會成為國際社會強大、繁榮和成功的一員，而「屆時我們的國家將不僅是出於需要而且也是出於尋求機遇成為（中國的）合作的伙伴」。
短短兩屆政府之後，美中目前深陷幾乎全面的競爭和對抗狀態，中國被視為美國最嚴重的戰略威脅。在歷經了過去七八年的戰略反思和大辯論之後，美國從政界、學界到輿論界等等有關中國政策的基調似乎已大致定型，人們看到的是，兩國關係中競爭和對抗比比皆是、且愈演愈烈。將中國視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已是美國各界的廣泛共識，競爭和對抗已在很大程度上覆蓋了兩國關係。
回顧歐巴馬的講話，人們很容易認為歐巴馬視中國為合作夥伴的願望過於天真，但是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一反這一看法，強調僅有競爭是不夠的，美中必須合作，甚至需要中國取得某些成功，尤其是在新興技術領域。賓夕法尼亞大學中國項目和戰略計劃主任斯科特·摩爾（Scott Moore）的《中國的下一步行動：可持續發展和技術如何重塑中國的崛起和世界的未來》一書與眾不同地為「合作」這一概念賦予了新的含義，為重新審視中國崛起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令人們看到了一個或被嚴重忽略的戰略思維誤區。
新興技術監管
《中國的下一步行動》以相當的篇幅圍繞基因編輯技術發出警告，指出與核武器不同，很多人都可以掌握的、高度普及的新興技術構成了迥然不同的威脅，「基因編輯也許是最好的例子。在許多情況下，一場突變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實驗室、一些工具和一點生物學知識。」
為了說明生物威脅對世界之可怕，摩爾將讀者帶到了2016年的一次國會聽證會。時任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詹姆斯·克拉珀在國會就美國面臨的威脅發表年度簡報。當時世界各地的新聞版面充斥了各種安全威脅的報導。就在幾週前，北韓測試了核裝置，俄羅斯違反軍備控制協議開始部署巡航導彈。但令許多人驚訝的是，克拉珀在報告中卻以大量時間和篇幅來描述一個截然不同的威脅：生物醫學研究。克拉珀向國會提交的報告警告稱，「由監管或道德標準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國家進行的基因組編輯研究可能會增加產生潛在有害生物製劑或產品的風險。」
克拉珀的警告可謂頗具先見之明，在他這一警告近兩年後，中國科學家賀建奎將基因編輯技術用於人類生育，引起軒然大波。賀建奎事後被判刑罰款。
圍繞基因編輯等先進技術的倫理問題顯然是十分複雜而深刻，但摩爾說，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他描繪的可怕威脅是這些技術可能被武器化的風險穩步上升。CRISPR（成簇規律間隔短回文重複序列）等廉價、簡單的基因編輯技術降低了生物醫學研究的准入門檻，不但使世界上的何建奎們可以很容易跨過道德限制，也使政府、恐怖組織、和非國家行為者都可以非常簡單地開發可怕的生物武器，增加了有害病毒或其他生物製劑意外釋放的可能性。
《中國的下一步行動》說，這些似乎是導致世界末日的幽靈使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有充分的理由與其他國家合作制定一套新規則，以限制潛在的新型和外來武器的發展——即使在美中生物技術領域競爭時也是如此。正如賀博士的一位同事在他的編輯嬰兒事件之後宣稱的那樣，「一旦基因編輯的大門大開，人類就會完蛋。」
根據書中的提供的信息，實際上，中國研究人員多年來一直是國際生物倫理對話的熱心參與者。2016年，一批中國主要研究人員曾參與了由美國國家科學院贊助的一個項目，以製定關於人類基因編輯的詳細指南，其中包括「保持高道德標準」。但是，雖然這些標準和法規在美國普遍被視為具有約束力，但在中國卻經常被忽視——包括賀建奎，他違反了中國禁止為生殖目的編輯基因的禁令。
摩爾給出的另一個例子是人工智慧。
在這問題上，該書給人的感覺是，作者可謂是費盡了不少心血，有其自己的發現，而不是完全依賴新聞報導。
記者問摩爾，如果包括美中兩國在內的世界主要大國不在人工智慧領域進行合作，那麼最可怕的後果可能是什麼。他說，他不想聳人聽聞，但是「可能是核戰爭」。
毫無疑問，與生物科學一樣，人工智慧也深深地涉及倫理、意識形態以及深遠的經濟和軍事影響。該書以人工智慧與最具破壞性的技術——核武器之間不斷發展為例指出了一個核平衡或被打破的可怕的可能性。目前主要大國正處於將人工智慧整合到核指揮和控制系統中，即可能將核武器從人類的直接控制中解放出來。大多數核大國依靠潛艇提供終極保險，也就是一旦遭核打擊，則可以從無法探測到的海底平台發動核報復。但如果人工智慧能夠跟踪和發現潛艇，那麼將導致整個核威懾邏輯的崩潰，危及世界自1945年以來所享有的脆弱核和平。
或許可能會令人略感寬慰的是，儘管美中在人工智慧方面正在進行激烈的競爭，但有跡象表明，北京願意在某些原則上與其他國家接軌。
2018年，中國重要的國際關係刊物《現代國際關係》上出現了一篇不同尋常的文章，這篇看似一部哲學論文的文章解釋說，中國、美國和其他國家之間在人工智慧方面的競爭相當於一個很可能導致世界末日的「潘朵拉盒子」。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文章繼續指出，中國有基本義務為發展國際人工智慧軍備控制框架做出貢獻。此外，中國媒體上也不時出現有關人工智慧與戰爭風險的文章。
在另一方面，一些觀察家也對中國在新興技術的問題上看似伸出橄欖枝的動機提出了質疑，懷疑這可能只是意在分散外界注意力或甚至是一個詭計，想讓中國在某些落後的領域獲得海外研究的機會。但是，摩爾指出，即使中國對新興技術的姿態不夠真誠，它也仍然指出了這樣一個重要的現實：圍繞使用人工智慧和生物技術的倫理問題給中國的技術人員和政策制定者帶來了真正的困境，而這一現實為就未來的一些重大技術道德問題開展進一步對話另闢了一條蹊徑。
無論摩爾提出了多麼有力的美中必須合作的論證，但是在目前雙方國際、國內的政治氣氛之下，合作是不是並不太現實？針對這個問題，摩爾說，政府之間雖然很難，但是民間仍有很大空間。中國方面有很多合作提議並不是來自北京本身，而是來自與國家關係更鬆散的團體。
書中談到的一個例子是，2018年，政府資助的研究機構中國人工智慧學會成立了一個倫理委員會，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陳小平擔任主席，陳小平以打造出極為逼真的機器人而聞名。委員會表達了在開發人工智慧過程中管理道德風險的決心，其對人工智慧實施中的道德風險的重視與美國政府的聲明驚人地相似，這表明有可能就人工智慧道德進行進一步對話。
美國國防部於2018年發布的人工智慧戰略對倫理問題給予了高度的關注。該戰略提出以倫理對話的形式向中國和其他領先的人工智慧大國伸出橄欖枝，提議與這些國家的主管機構合作「倡導一套全球性的軍事人工智慧指導方針」。
摩爾在書中強調，就此類指導方針和中國達成協議無疑將將面臨政治上的挑戰，但考慮到所涉及的利害關係，讓太平洋兩岸的這些提議得不到回應同樣是不負責任的。
競爭、合作伏倚相因
摩爾書中的另一個重點是可持續發展。他在書中介紹了中國的能源轉型和脫碳戰略，指出這一戰略將對中國的經濟結構、產業政策乃至全球未來應對氣候變暖都有巨大的影響。
在到賓夕法尼亞大學執教之前，摩爾曾在美國國務院任職，期間參與了美中巴黎氣候談判。他以親身經歷闡述了中國在氣候問題上與美國對抗與合作並存的複雜關係。
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美中兩國激烈對峙，中國否決了一系列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提議。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後，不管是處於什麼原因和動機，摩爾發現，中國領導人態度開始轉變，公開支持氣候談判，並努力與美國等其他主要排放國就氣候問題展開討論。中國的這一突破為後來的巴黎協議奠定了基礎。摩爾在書中回憶說，美國氣候變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和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之間的談判之漫長以至他筆記本都用完了，每次會議都帶著他笨重的政府發的筆記本電腦。到12月12日巴黎會議結束時，中國最後終於同意已經放棄在生態變化議題上的否決權。摩爾清楚的記得當時他是多麼興奮，將此視為給地球一個巨大的聖誕禮物。「我們達成了協議，」他波不急待地給華盛頓的同行們發了一封電子郵件，「這是一個很好的協議！」
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摩爾指出，人們對北京的信心和希望只得到了部分證實。中國雖不再是多邊氣候談判的攪局者，並兌現了其在巴黎做出的減緩排放增長和大幅擴大可再生能源的一些承諾，但顯然，中國對應對氣候變化的貢獻雖然很重要，但不足以使地球免於過熱。他說，中國承諾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可不幸的是，這一目標能否實現還遠未明確。中國也已明確宣布將優先考慮就業增長，自2014年以來首次不設定具體的能源效率提升目標。該書倍感悲觀地說：「令人擔憂的是，北京批准建設更多燃煤電廠比前兩年作為其大流行後恢復工作的一部分的總和還要多。」
目前美中合作乏善可陳，處於多年來的最低水平。美國《自然》雜誌最近的一篇研究發現，過去三年多來，共同署名中美科研機構的論文作者數量下降20%多。該報告援引維拉諾瓦大學的政治學教授黛博拉·塞利格森的話說，中國在某些領域的研究處於世界一流水平，「如果美國停止與中國合作，我們就切斷了自己跟當今國際科學界很大一部分正在進行的科學研究的聯繫，」。
摩爾似乎認為，從拜登政府的角度來說，美國並未放棄、甚至是仍然十分重視合作。雖然外界對最近布林肯國務卿的政策演講大多集中在兩國競爭一面，但是布林肯在這次演講中三次提到與中國合作。摩爾認為，這篇演講在很大程度上與他的新書也有異曲同工之處。他透露說，他對白宮一名官員說，布林肯國務卿最近的中國問題演講用三十分鐘錶達了他三百頁的論著的主題。
毋庸置疑的是，中國雖已被歐巴馬言中強大起來，但遠非美國的合作夥伴。與歐巴馬所言正相反，美國當前最緊迫的威脅似乎正是大國之間的競爭，布林肯在演講中也承認，儘管普京總統發動的戰爭還在繼續，「我們仍將聚焦於對國際秩序的最嚴峻的長期挑戰——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帶來的挑戰」。
失控的氣候變化將使地球上的大片地區無法居住，未來的流行病可能比COVID-19更致命，而新興技術雖有望改善人類生存狀況，也會創造出新的災難，包括生物工程武器和增加核戰爭風險。中國對於避免這些全球性災難中的每一個都至關重要。「如果我不得不將這本書總結為一句話，那就是結論中的這一句話：在氣候變化、流行病和基因工程的時代，世界最終需要中國取得成功——反過來也是如此。」摩爾說。
不可否認的是，美中合作這一提法已是老生常談，競爭和合作也常常被分別規劃在兩個不同領域，一提到合作主要就是盯著氣候做文章。但在摩爾看來，正是在兩國競爭最激烈的新興科技領域雙方應展開合作。在作者的筆下，「合作」實際上被賦予了新的含義。
在摩爾的眼裡，合作和競爭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從科技競爭、到氣候合作，這些極具爭議的議題在摩爾的筆下已遠非黑白、涇渭分明，雙方的利益在衝突中混淆有合作，常常伏倚依存轉化。
很難說摩爾說的這些沒有道理，但是，在當今的現實中，合作之路是不是走得通，在「中國的下一步行動」之前是否會出現摩爾所希望的合作恐怕還得另當別論。
川普總統的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HR McMaster）說，危險在於，中國的下一步行動或將導致世界在應對共同挑戰時迫切需要的規則和標準方面出現分歧。他在評論摩爾這本書的時候說，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是災難性的：只有合作才能降低人工智慧和其他顛覆性新技術的風險」。
歐巴馬當年在演講的最後曾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話，說是山上的路要是老沒人走的話「則茅塞之矣」，借古喻今提醒美中合作之路不要被雜草堵塞。歐巴馬雖曾對今天的美中大國對抗沒有先見之明，但是對兩國可能不會合作的擔心或已不幸言中。
毫無疑問，以親中、或屠龍將此書歸類極不恰當，完全不著作者用意。不過在另一方面，鑑於中國常把合作掛在嘴邊也多少讓這個詞有點已被污名化的嫌疑，或許《中國的下一步行動》應該在區別「此合作」非「彼合作」方面多著些筆墨，甚至提出某種新的表述。當然，這可能過於苛求了，但是如果硬要侈望完美的話，這不失為本書的一個遺憾。
（作者：孫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