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4日是中途島海戰80周年，這是一場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與日本帝國海軍聯合艦隊的較量，發生在距離中國7,240公里遠的中途島（Midway）島礁周邊海域。中途島海戰的爆發，受到1942年4月18日的「杜立德空襲」（Doolittle Raid）影響，而我們也都知道在那場空襲結束後有15架B-25B轟炸機來到中國迫降，當中64名美軍機組人員得到了國軍救助。
也因為日本本土遭到空襲，才會讓聯合艦隊總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將調整了原本向西南太平洋方向推進的目標，轉而動員手中的四艘航空母艦奪取位於中太平洋的中途島。山本五十六深信自己奪下中途島後，不只能防範更多美軍對日本本土的空襲，還能為進攻夏威夷找到戰略跳板。沒想到最後聯合艦隊大敗，四艘航空母艦全部遭到擊沉，日軍也從原本的攻勢轉為守勢。
然而看起來，除了「杜立德空襲」部分外，仿佛中途島海戰其他部分就都與中國無關了。軍事上來看確實是如此，可是政治上中途島海戰給中國帶來的影響卻相當之大，尤其是在重慶與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爭奪道統的這點來看，更是確保了蔣中正聯美抗日的勝利，還有汪精衛聯日抗美的失敗，中國人知道日本的大東亞戰爭沒有勝利的可能性，轉而擁護盟軍的太平洋戰爭。
下這樣的結論，可能會讓筆者在兩岸看起來都有點政治不正確，難道中國人可曾真心擁護過日本的大東亞戰爭？在筆者看來，中國人從來沒有真心擁護過大東亞戰爭或者太平洋戰爭，因為除了與美英結盟的重慶國民政府還有與日本結盟的南京國民政府之外，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擁護的其實只是戰爭的最後贏家。跟隨勝利者打到最後的就是「民族英雄」，跟隨失敗者走到底的就是「漢奸」。
換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國從嚴格意義上來看有，或者至少有兩個政權存在，分別為押寶同盟國的重慶與押寶軸心國的南京，生活在這兩個國民政府統治區之間的老百姓保持的是觀望態度。只要美國打贏了，他們就會高舉星條旗歡迎美軍登陸，反之如果是日本戰勝了，他們又會高舉太陽旗為日軍歡呼，唯一不變的是無論結果如何，青天白日滿地紅都還會是中國的國旗。
在大東亞共榮圈的沐浴下
自全面抗戰爆發以來，確實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國人是不分黨派與意識形態團結再一起抵抗日本侵略的。多數中國人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視為一場民族存亡之戰，尤其是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傳出後，他們更加相信不抵抗的結果只會換來日軍趕盡殺絕。所以直到1941年底以前，蔣中正確實獲得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擁護，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擁護。
可是「珍珠港事變」的爆發，扭轉了整個戰爭的性質，從此刻開始起日軍針對的主要目標不再是與自己同樣黃皮膚、黑頭髮與黑眼睛的中國人，而是金髮碧眼又白皮膚的英美白種人。從中華民族主義者的角度出發，無論英美還是日本都是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侵略者，差別只是在於誰是該優先打倒的「主要敵人」，誰是該先暫時聯手的「次要敵人」。
對多數的中國民族主義者而言，英美的吃相未必總是比日本好看，文化與血緣上比起日本而言又比中國更為遙遠。更何況「百年國恥」的開頭，是由英國人引發的鴉片戰爭開始的，美國雖然沒有佔領中國的土地，卻也參加過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行動。幫日本或者幫英美，對當年的中國人來說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就如同參加過汪精衛政權海軍的王翔鵬所言，不過是一場「狗咬狗」的戰爭。
中國不是這一場「狗咬狗」戰爭的主角，且交戰雙方都是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所謂同盟國代表正義，軸心國代表邪惡是在德義日三國戰敗後由戰勝國確立的價值觀。回到勝負未定的1942年6月以前，拿這套標準去要求當時的中國人確實是十分嚴苛。對中華民族主義者而言，對中國最為有利的戰略是盡可能保持實力，等到美日雙方打出一個勝利者後再選邊站。
而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贏得的勝利，更讓厭惡英美秩序的中華民族主義者們相信鴉片戰爭以來，由西方白人制定的遊戲規則將被推翻。日本再怎麼殘暴，再怎麼不濟，好歹也是與中國人同文同種的東方人。席捲東南亞英美殖民地的日軍，此刻看在他們眼中不再只是單純的侵略者，而是20世紀第一鼓吹起來挑戰「西風」的「東風」，怎麼能不支持呢？
日本改變對華政策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盛產煤礦的華北成為日軍重要的戰略後方，讓日本從補給考量出發必須調整對華政策。中國不能夠再如同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那般，被日本視之為「該嚴厲懲罰的暴虐支那」，而是該被視為與日本共同抵禦西方侵略的東方盟國看待。慢慢的，日本佔領區中「治安區」人口的生活待遇逐漸得到了改善，老百姓也不用再像過去一樣看到日軍就必須要鞠躬敬禮。
南京國民政府在汪精衛的領導下，開始向日本要求更加平等的待遇，甚至於希望效法泰國，藉由參加大東亞戰爭來擴張中國的海外版圖。畢竟滿洲國在日本操作下已注定要脫離中國，汪政權要爭取中華民族主義者支持，先決條件就是擴張中國的海外版圖。就如同維琪法國的海軍總司令達爾朗（François Darlan）元帥，必須致力於確保法屬北非殖民地繼續留在法國的掌握之下。
泰國因為在進攻馬來半島與緬甸的戰爭中派兵與日軍並肩作戰，從而獲得日本認可拿下了傣族人口較多的吉打州、玻璃市州、吉蘭丹州和登嘉樓州等馬來四邦。而馬來半島在失去了這四個邦之後，本來人口不過半的華人人數就突然莫名奇妙的過半了。汪精衛政權便將中國領土擴張的野心聚焦到馬來半島上，這完全符合軸心國陣營將領土主權建立在人口與血緣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上。
日本外務省願意考慮南京國民政府的領土要求，但日軍卻表達反對立場，一是和平建國軍根本不是英美盟軍的對手，把他們放到東南亞戰場上就如同北非戰場上需要德國派出非洲軍團（Afrika Korps）營救的義大利軍隊一樣，迫使已經兵力不足的日軍分出兵力去保護他們，不符合軍事效益。更重要的一點，是還在中國戰場上與重慶軍對抗的日軍，發自內心不相信中國人會與他們並肩作戰。
雜牌軍投效汪政權的潮流
所以對於汪政權對英美宣戰的要求，陸軍出身的日本首相東條英機採取反對態度，希望南京國民政府持續保持「中立」。不過與此同時，支那派遣軍也調整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的政策，對華北戰場上的國軍雜牌部隊採取懷柔政策。自1941年5月的中條山戰役以來，以陸軍第9軍為代表的中央軍部隊都被驅逐出了黃河以北，只剩下以晉綏軍、西北軍為主的雜牌軍持續堅守崗位。
由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揮的晉綏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就已經與北支那方面軍簽訂了彼此之間互不侵犯的《汾陽協定》，顯然閻錫山的態度是不願意讓山西子弟為了這場美日霸權爭奪戰當棋子。自抗戰爆發以來，長期被蔣中正部署到第一線給中央軍當砲灰的西北軍將領，更是不願意繼續替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當砲灰火中取栗。
他們多數也與日軍達成停火協議，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喜歡日本，而是因為他們知道中國不是這場美日爭霸戰的主角，對中國或者他們本身最有利的選擇是保存實力。更何況華北戰場還有中共8路軍這麼一大威脅，如果沒有日軍這股緩衝是利存在，雜牌軍不是被中共消滅就是被中共併吞，所以與日軍達成妥協是有必要的。
更何況華北戰場是日軍的戰略大後方，共軍的存在也被視為一種不穩定的因素，除了對鐵路線的各種伏擊外，延安還在政治上挑戰南京國民政府的威信。於是日軍一面對8路軍根據地實施「搶光、燒光、殺光」的「三光」作戰，一面則拼命號召西北軍將領「起義來歸」，強化和平建國軍維持治安的軍事力量。雜牌軍尤其西北軍將領的倒戈潮流，也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啟動的。
在中途島海戰爆發前，或者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第一個投靠汪政權的高級將領為第39集團軍副總司令孫良誠上將。他在中途島海戰爆發前兩個月，接受汪精衛改編為和平建國軍，是投降汪政權的國軍將領中軍階最高的。跟著孫良誠一起投南京的，還包括暫編第30師師長趙雲祥、獨立第4旅旅長王清瀚、新編第13旅旅長黃貞泰與特務旅旅長郭俊峰等將領一起倒戈，造成的影響相當之大。
中途島海戰帶來的影響
顯見在中途島海戰以前，由於美日尚未分出一個勝負，多數的中國人選擇保持觀望甚至於「中立」的態度，還有不少人對日本主導下的「大東亞共榮圈」抱有期待。雖然在這個「共榮圈」裡，中國可能要失去東北，而且只能扮演老二的角色，但日本至少與中國有相同的血統和文化淵源，終歸是「自己人」。對日本戰勝英美的結果，沒有什麼理由好不歡迎的。
就算是表面上高喊抗日口號中國共產黨，也因為蘇聯與日本簽署《日蘇中立條約》的原因，暗中派潘漢年與日本還有南京國民政府展開接觸。汪精衛更是趁機推出「全面和平」運動，號召反感蔣中正的重慶國民政府官員投效南京國民政府，參加他領導下的國共合作，與日本、蘇聯結盟抗拒英美，建立一個反抗猶太資本主義的新歐亞秩序。
唯一對盟國戰勝軸心國抱持希望的，恐怕只有蔣中正和他領導下的中央軍嫡系部隊，基本上戰爭發展到這一個階段，所有地方部隊都自動與日軍停火了。而蔣中正之所以把自己的嫡系部隊全部砸下去，派出中國遠征軍出兵緬甸，原因還是在於羅斯福許諾了他「四強」的地位，讓他相信這將能有效鞏固中華民族主義者對自己的支持。
中途島海戰的勝利，證明了蔣中正「寶」押對了，雖然中途島海戰並不意味著日本必然將慘敗給美國，卻至少意味日本不可能戰勝美國。國軍雜牌部隊投降汪政權的潮流，並沒有在中途島海戰後立即結束，但多數投效汪政權的國軍將領開始採取兩面討好政策，在協助汪政權鞏固敵後治安的同時，也與重慶國民政府保持聯絡，成為所謂的灰色部隊。
雜牌軍投效汪政權的潮流，嚴格來講要等到1943年12月《開羅宣言》（Cairo Declaration）發表，不只東北、台灣以及澎湖將回歸中華民國，蔣中正也成為了與羅斯福、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平起平坐的「四強」領袖以後才停止。儘管到了1944年，國軍仍有諸如「一號作戰」之類的大潰敗，但雜牌軍大規模叛變的紀錄卻已經降至最低。
確保了重慶國府的正統地位
顯見在珍珠港事變爆發的六個月內，由於無法預測到美日的太平洋爭霸戰最終將鹿死誰手，多數中國人其實對戰爭的結果持觀望態度。甚至還有不少淪陷區的中國人，出於中日兩國人民「同文同種、一衣帶水」的淵源，在情感上還更希望日本勝利。中途島海戰的結果逆轉了這個結局，讓原本持觀望態度的中國人倒向重慶，原本支持南京的人採取觀望態度。
大東亞戰爭的觀點，逐漸為太平洋戰爭所取代，不只和平建國軍開始暗中保護掩護在淪陷區迫降的美國飛行員，南京國民政府的第三號人物周佛海更是主動與戴笠取得聯繫，主動將淪陷區的日軍情報提供給盟軍。顯見對日作戰，還有整個中國的戰後命運並不取決於中國戰場本身對日作戰的勝利，而是取決於太平洋主戰場的結果。
自1941年12月7日開始，對日作戰的主角就由國軍轉移到美軍手中，國軍雖然仍在牽制日軍方面有重大作用，但就如同同時代自由波蘭，甚至於英國一樣沒有能力決定戰爭的結果。所以中途島海戰對中國的戰後安排，確實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陷入敗局的日本，到了1943年1月終於同意汪精衛政權對英美兩國宣戰，卻沒有辦法扭轉日軍在瓜達康納爾戰役中戰敗的結局。
以中途島還有瓜島的勝利為基礎，羅斯福總統才有召開開羅會議的本錢，有了開羅會議才確立了蔣中正「四強」領袖的地位。至少讓蔣中正在名義上成為4億5,000萬中國人的領袖（實際上他沒有一天統治過全中國）。眼見汪精衛政權即便宣了戰也派不出部隊與日軍並肩作戰，而且還逐漸失去了其在中國人心目中的正統地位。
到了最後，即便是日軍都放棄了汪精衛政權，轉而暗中扶持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從日軍的角度來看，盟軍勝利意味著「大東亞共榮圈」就此付諸東流，亞洲將在親美的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下重新成為白人支配的「白色太平洋」，於是決定扶持反日、反美甚至也反俄，追求純粹民族解放的中共上台，來確保大東亞戰爭的成果。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