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五四運動」青年抗爭運動的99週年。而5月4日當天，在台大抗議教育部粗暴拔管，侵害大學自治的「新五四運動」，卻少有在學學生參加。反而是現場有數名台大學生「反向抗議」，而且許多學校的學生會或學生議會，也都發表聲明（不論是否代表全體學生）對「大學自治」表示疑懼，認為應該要追求「校園民主」。這顯示了什麼？
99年前的「五四運動」或許對大多數學生，已經很陌生。畢竟這不像81年前的「二二八事件」，近年來反覆地由各界「宣導」。目前在學的學生，可能對10年前的「野草莓」運動，11年前的「紅衫軍百萬人倒扁」運動，26年前的「廢除刑法100條」運動，28年前的「野百合三月學運」都已經覺得那是（跟三國赤壁之戰差不多遙遠的）「歷史」。再過幾年，相信「太陽花學運」也將成為大學生心目中「遙遠的往事」。此時此刻，要大家緬懷「五四精神」，的確太遙遠。何況，對一些人來說，「五四」乃是對岸中國的事情，又是1909年那個古早時期的活動。我們何必去跟落後的、舊時代、「外邦」的人學習？
然而，「五四」做為一個青年運動以及思想革命的象徵，對照今日台灣，特別有意義。尤其狹義的「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激烈的青年運動。強烈的愛國情緒配上「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口號，他們不僅上街頭抗議，甚至毆打官員並放火。在政治上造成極大衝擊。而廣義的「五四」，則代表了接下來的「新文化運動」。眾多青年學子與新一輩的學者，掀起以「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為主軸的「新文化運動」。那是一個「重估一切價值」的時代，也是一個由青年發動，要讓國家走向現代化新境界的運動！
對比今日的台灣，我們的青年對於今日的政治與社會，是很沈默的。「五四」青年雖然身處在落後的中國，但他們有著「改變」的希望。那是數千年專制政權解體後，第一次有機會由新一代根據新的價值來定義這個國家。可是在台灣，幾年前太陽花學運的激昂熱血，換來的是一個更鴨霸更會講X話的政府。再回想起解嚴後「野百合學運」以來，大家對「德先生」這樣寄予厚望；但看到野百合世代執政後，卻是如此野蠻，玩雙重標準，說話不算話（想想，曲棍球不肯吞，婚姻平權遲遲不修法），我們要怎樣教導青年學子「有民主，一切會更好」？
今日的台灣，當然不需要也不應該出現當年那樣毆打官員火燒民宅的行動；可是看看，當初視政府如讎寇，認為國家暴力最可怕，佔領立法院都認為是正當行為的的學運青年，如今卻有不少人站出來支持政府好好管管大學，對政府干預大學反而毫不在意。這與太陽花或五四精神，實在相差太遠！你若是「一般青年」（就是說，並非核心的學運人士），看了這樣的現象，會有熱血嗎？還是會變得更犬儒—原來都是政治，學運先鋒都只是要幫民進黨反國民黨而已。如果您曾經跟五四、野百合、太陽花青年一樣充滿熱情，以為光明就在彼岸，現在會怎麼看這些形同「背叛」的行徑？
當年的「五四」所掀起的新文化運動，更是吹響了思想革命的號角。孫中山先生在1920年，曾經撰文讚許五四運動：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抒發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其原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大放異彩，學潮彌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對比之下，我們的青年學運，除了「打倒國民黨」這個偉大的成就外，是否也促成任何「思想之變化」？太陽花反對黑箱決策，現在的政府決策很陽光嗎？他們批判馬政府憑著多數執政，就不聽民意，那這個到處擺設拒馬，你要問問題就回應「麥克風沒有了」的政府呢？今日的青年，有著「革新思想」的雄心壯志嗎？事實上，在經濟發展停滯，政治陷入扯皮僵局，兩岸與國際全無進展的今日，年輕人雖然不能說「過苦日子」，但也無法像上一輩那樣總是能夠「明天比今天更好」。回想幾年前的意氣風發，不是覺得被騙，就是覺得那是一場夢。哪裡還有「重回街頭」的勁兒？這種鬱悶，導致多數年輕人不關心、不說話，卻被少數人「代表」。而且，大家也不在乎—能找到好工作，買得起房子，讓人生有發展才比較重要。
別看不起「五四」。那一代的新文化運動，培育了一整個世代的改革思想。雖然在當時的中國，由於戰亂與腐敗，無法充分發展。但當年的種子，一直存留到今日，隨時等著我們澆灌，重新發芽。即使在那個我們以為很「專制」的訓政時期，還是有人（胡適）敢寫文章這樣批評政府：
「至於輿論呢？我們花了錢買報紙看，卻不准看一點確實的新聞，不准讀一點負責任的評論。一個負責任的學者說幾句負責任的話，討論一個中國國民應該討論的問題，便惹起五六個省市黨部出來呈請政府通緝他，革掉他的校長，嚴辦他，剝奪他的公權！…在思想自由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國民黨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看看，原來類似「拔管」的野蠻措施，是有歷史傳承的；而批判的聲音，也是承繼這樣的傳統。即使在訓政時期，國民黨主政的政府，是可以這樣給人罵的。胡適同時也批評：
「『考試』是容易談的，但實行考試制度是很難的事。『裁兵』是容易談的，但怎樣裁兵是很難的事。現在的人都把這些事看的太容易了，故紈絝子弟可以辦交通，頑固書生可以辦考試，當火頭出身的可以辦一省的財政，舊式的官僚可以管一國的衛生。」
這些批評，豈不也赤裸裸地反映了21世紀歷經政權輪替的台灣？看看政府的用人，當部長的、總經理的是什麼樣的人？他們不也是滿「口」政策，卻只會畫大餅？這樣看來，其實承繼五四精神，勇敢批判，創造新時代，並不是那麼「老舊落伍」，而是有著時代意義的行動！
＊本文原刊《筆震》論壇，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