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不讀書，長大當記者」這句話不知道從何而來。此說除了對現役記者重大不敬；也使曾經做過新聞記者的人聽了感到不悅與尷尬；同時給那些對新聞工作有嚮往之情的人打槍。
台灣曾經有媒體做過民調，記者這個職業的社會信任度，確實排在老師、警察、律師、法官、民意代表、政府官員等職業之後，排名第14。這相當程度顯示人們不再相信媒體。媒體也失去了做為社會公器：制衡政府、伸張正義、保護人民權益的角色。不只台灣如此，美國蓋洛普民調，也只有32％的美國人信任大眾媒體（包括報紙、電視、電台）；而1976年時，信任度是72％。相隔40年，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度下滑40個百分點。社會信任度的下滑，記者及其他新聞工作者固然應該自我反省，但是新聞報導的產程，記者只是其中的一個角色，社會對記者的信任度低落，這筆帳全部記在記者的頭上並不公平。
記者、編輯與讀者是戕害真實的共犯結構
大約30年前，當我告別新聞界時，曾寫了一篇〈故事〉發表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這篇文章幾乎可說是我對新聞工作的「懺情書」。今作此文，思緒所及，特別取出舊作數段，以供自省：
「……我開始思考編輯在建構意義上的專橫與武斷，特別教我印象深刻的是叔本華說過的一句話。這位悲觀哲學家在他的一篇論文<著作家的職務論>裡說︰「許多不好的著作家用一生的精力，去供給愚狂的大眾閱讀那些毫無所得的出版品──即所謂的新聞記者。」
「記者為了公眾議題而仗義執言，當然可以針對事件抽絲剝繭，問題是再感人的故事，也禁不住一寫再寫，只要編輯懷疑讀者可能沒有耐性了，記者立刻會被要求閉嘴，正義當然就沉淪了。」
「……當今的記者、編輯與讀者似乎已經勾結成一組戕害真實的共犯結構。他們不在乎什麼是真實，或者說他們太瞭解真實的乏味，而拒絕探觸真實。他們只聽到讀者異口同聲地向世界索求︰「我們需要故事，要好聽的故事。」而「沒有情節的新聞就是壞新聞」於是成了編輯臺上的金科玉律。新聞記者只好發揮小說家的本領，以廉價而刻板的邏輯羅織出大眾口味的故事來。對讀者而言，這樣的新聞讀來很有自信，因為這樣「有頭有尾」的紀事滿足了他們淺薄的推理能力，呼應了他們對世俗因果的定見，至少有這名和他一樣思想簡單的記者為他做證。讀者愛吃這樣的菜，記者如果不去買這些材料，編輯就不下鍋，因此成為自愚愚人的三角關係。」
這篇文章寫於1996年，距今將近30年，雖然這個「自愚愚人的三角關係」依然不變，但是新聞記者的角色和挑戰與當年相較已有巨大的不同。
在民粹主義下記者在「民主參與」中扮演甚麼角色？
「假新聞」、「另類事實」對媒體的日常攻擊，正在重新定義媒體對新一代的角色。客觀中立已經不在是新聞學的金科玉律，主流媒體傳統上允許記者擔任兩種角色。過去的年代，新聞媒體為了保持一定的倫理與道德，他們必須要麼是報告事實的中立觀察者，要麼直白地指出他們是支持黨派議程的有偏見的代言人。
斯蒂芬沃德（Stephen J. A. Ward）寫的《民粹主義時代的道德新聞：民主參與的記者》（Ethical Journalism in a Populist Age: The Democratically Engaged Journalist）對新時代的新聞媒體開了出路，這位全球領先的媒體倫理學家建議新聞業需要採用第三條道路並開始實踐一種新型新聞業：民主參與的新聞業。
他認為只有擺脫二元倫理實踐，世界媒體才有可能解決——民粹主義、威權領導、狹隘愛國主義、和道德部落主義（我們與他們）。這本適時的書結合了日常新聞的豐富例子，將解決諸包括如何報導不斷湧現的總統及政客自吹自擂的「推文」；事實核查如何在民主參與的媒體中發揮作用以及記者應如何應對壓力等實際問題。在報導影響全球問題時要「怎樣愛國」；需要如何為當今的社會背景構建一種新的新聞倫理等等。
新聞客觀性是一種神話嗎？
新聞的客觀性是記者被教導的第一標竿，「客觀」真的存在嗎？在當今新的新聞生態裡，「客觀性」開始受到挑戰，例如：#MeToo(＃我也是)、#BlackLives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TransRightsAreHumanRights (#跨性別者權益也是人權）和#WontBeErased（不會被抹滅）的標籤陸續出現，分別成為社會上的「利益團體」，連政客都不敢忽視。儘管右翼和左翼媒體在報導這些和其他有爭議的問題時都聲稱「客觀」，但美國公眾對真相、事實和現實是否存在越來越憤世嫉俗。在劉易斯·拉文·華萊士(Lewis Raven Wallace)的《來自某處的觀點：揭開新聞客觀性的神話》(The View from Somewhere: Undoing the Myth of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中，深入探討了新聞業「客觀性」的歷史，以及早它如何被用來保護邊緣化記者或作家並使其保持沉默。
從本質上講，這本書講述的是那些追求真相和透明度的凶悍記者，他們有時會因此而受到懲罰——不僅受到專制政府的懲罰，而且還受到自己服務的新聞機構本身的懲罰。他強調了記者以敏感和熱情質疑「客觀性」的故事：紐約時報記者琳達溫室；普立茲獎得主 Rachel Kaadzi Ghansah；獲得皮博迪獎的部落格 John Biewen；衛報記者 Gary Younge；前Buzzfeed記者 Meredith Talusan等名家都指證歷歷。華萊士還分享了他自己作為中西部跨性別記者和活動家的經歷，他因公開反對川普和白人至上報導的「客觀性」而被公共廣播電台的國家記者解僱。
通過對歷史的深刻理解，華萊士強調記者從來都不是被動的觀察者——他們做出的選擇反映了受種族、階級、性別和地理影響的世界觀。他堅持事實的中心地位和必要的核查紀律，但反對長期以來要求記者聲稱他們沒有偏見的「客觀」媒體報導標準。他使用歷史和當代的例子——從 19 世紀的私刑到 21 世紀的跨性別問題——華萊士對「客觀性」作為準確新聞的總括性提出了明確的批評。他呼籲摒棄這種破壞性的神話，以面對新聞業中機構權力、種族主義和其他形式的壓迫和剝削的現實。
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是，抵制針對邊緣化人群的榨取、剝削和象徵性做法的新聞業不僅重要，而且至關重要。將華萊士的智力和情感之旅與他人經驗的智慧相結合，《來自某處的觀點》是反對記者中立和明顯主觀聲音所講述的新聞有效性的令人信服的號召。
互聯網讓記者們接觸到前所未有的監控
新聞業近年來的變化，包括技術的影響、媒體生態系統的重構、商業模式、生產和專業的轉變，以及數位敘事、移動設備和在全球本地訊息的背景下參與。新聞創新意味著對技術、技術、流程、語言、格式和設備的修改，目的在加強新聞訊息的生產和消費。對於從事新聞媒體工作的研究人員和專業人士來說，這是一個有趣的資源，可以在快速變化的新聞媒體環境中確定最佳實踐並發現新型訊息流。不過，在此同時，記者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及危險。
新聞業已經被互聯網改變了，互聯網讓記者們接觸到了足以嚇壞名著《1984》的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的「大阿哥」監控水平。所有記者都應該意識到他們在數位世界——新興戰場——所面臨的危險。
艾倫·皮爾斯（Alan Pearce）寫的《數位記者手冊：記者的深網——通訊、反監視、搜索》（The Digital Journalists’ Handbook: Deep Web For Journalists – Comms, Counter-Surveillance, Search）指出， 2017 年以後成為一名記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危險。除了通常的威脅、毆打、謀殺和戰爭傷亡外，記者現在還成為情報機構、執法部門和其他人的在線目標。如今，需要擔心的不僅僅是在專制政權中工作的記者。新聞業者，尤其是美國記者現在知道，美國及其網絡盟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積極監控國內記者，並對互聯網大規模監控。
《數位記者手冊》教記者如何安全通信、在線掩蓋身份
維基解密的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警告記者，他們是特殊目標，他對新聞機構很少採取任何反制措施表示驚訝。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收集並監控記者的電話記錄。CIA閱讀記者的電子郵件和短信。CIA在線跟蹤記者的一舉一動，並密切關注記者寫的每一行字。但記者應該擔心的不僅僅是情報機構和執法部門。各種各樣的人都想知道記者的下一個故事——個人罪犯和犯罪組織、政黨和極端主義團體、律師事務所和企業巨頭。
大型商業利益有自己的情報部門。他們知道記者在談論他們什麼，以及由誰先說。他們跟蹤商場的競爭對手，並且企業知道何時有人開始提出關於他們的尷尬問題。如果大企業或任何人想要破壞記者的聲譽，這是很簡單的。
關鍵不是一開始就引起注意，而是要學會在「雷達」下操作。但是記者如何保護他們的消息來源並進行交流而不被偷聽呢？他們如何能在不看背後的情況下進行敏感的研究？《數位記者手冊》教記者如何阻止入侵者、設置安全通信、在線掩蓋身份、匿名瀏覽和下載，以及存儲任何數量的數據而不留痕跡。如果這還不夠，Deep Web 也是一個很大程度上不為人知的研究和訊息資源。如果您知道正確的入口點，您可以挖掘在 Surface Web 上找不到的豐富的多媒體文件、圖像、軟件和文檔。
統計數據使記者寫新聞更加精確嗎？
世界對統計學已經從相信到了迷戀的程度了，不論寫甚麼，都要引用統計數字，曲線圖表，不這樣做，好像就無法取信於人。但事實上，那些來自各行各業的統計數字，包括醫學研究，背後大都有廠商的津貼贊助，數字和圖表只是用來騙人嚇唬人，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查爾斯·利文斯頓，保羅·S·沃克斯(Charles Livingston, Paul S. Voakes) 《使用數位和統計數據：記者手冊》(Working with Numbers and Statistics: A Handbook for Journalists ) 旨在提高記者辨識真實的統計的數學技能，進而提高數學信心。作者 Charles Livingston 和 Paul Voakes 編寫了這本資源書，在改善新聞寫作和報導，使記者能夠：進行準確、可靠的計算，使人們能夠進行相關比較，將事實納入觀點，並為故事提供重要的背景；識別不准確的演示，無論是故意旋轉還是不小心轉發；就數位問題提出適當的問題；以觀眾容易理解的方式為觀眾和讀者翻譯複雜的數位；了解電腦輔助報告；通過使用數位寫出更生動、更精確的作品。
這本資源書從數學基礎開始，包括描述性統計——人們用來總結大量數據的數學程序。然後，本書涵蓋了推論統計——人們用來從最初的統計結果中得出結論的程序。在每個部分的末尾，數學都以更具新聞性的背景呈現，因此記者可以看到這些程序如何更有可能在他們的工作中發揮作用。
新聞工作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困難得多
國際記者聯合會主席 Jim Boumelha 在本書的前言中說，《數位記者手冊》「為在線交流的危險提供了一個不折不扣的診斷，應該會粉碎我們許多人對毫無防備的在線工作方式的信心」。記者、廣播員和作家艾倫·皮爾斯曾為 BBC 和時代雜誌等媒體報導從紅色高棉到塔利班的衝突。他現在向記者教授網絡安全技能和反監視。愛德華·斯諾登說：「新聞工作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困難得多。記者必須特別注意任何類型的網絡信號，任何類型的連接，任何類型的車牌讀取設備，他們在前往會面與點的路上，他們使用信用卡的任何地方，他們將手機帶到任何地方，他們與消息來源的任何電子郵件聯繫——因為在建立加密通信之前的第一次聯繫，就足以洩露所有訊息。」
「績效分析」指標影響報導內容及記者升遷
我們經常聽到「業配新聞」，指的是配合傳媒的經營收入而由記者配合製作撰寫的報導。這種由企業甚至政府給予媒體「津貼」要求傳媒及記者發表的「業配新聞」，自古有之，於今尤烈。政府公然編列預算「收買」媒體，在台灣竟為常態，即所謂1450。出錢的大爺，他們當然有一套成果「驗收」的方法，在數位媒體當道的今天，這些業配新聞是否造成影響力，它在網路上的「點擊率」當然成為驗貨的主要依據。記者為了提高「點擊率」，他們的工作已經由「報導新聞」變成「製造」新聞。彼得,凱特琳(Petre, Caitlin)所寫的《所有適合點擊的新聞：指標如何改變記者的工作》(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Click: How Metrics Are Transforming the Work of Journalists) 這本書從《紐約時報》到《 Gawker 》，從幕後看「績效分析」如何改變今天的新聞業——以及它們如何在明天重塑其他職業 今天的記者被大量數據所淹沒，這些數據涉及哪些故事吸引了最多的點擊、喜歡、評論、和股份。這些指標影響著報導的內容、新聞的推廣方式，甚至影響了哪些記者被聘用和解僱。
「點擊率」指標是否讓記者對公眾更加負責？或者這些數據工具是否相當於當代工廠老闆揮舞的秒錶，惡化了新聞編輯室的工作條件和新聞質量？在《所有適合點擊的新聞》中， Caitlin Petre將讀者帶到紐約時報的幕後，探討績效指標如何改變新聞工作。
Petre 描述了數位指標如何成為一種強大但陰險的新形式的管理監督和紀律。實時分析工具旨在通過模仿令人上癮的遊戲的關鍵功能（包括身臨其境的展示、即時回饋以及不斷更新的「分數」和排名）來贏得謹慎記者的信任和忠誠度。許多記者「迷上」了指標——並迫使自己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增加「點擊」的人數。
然而，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管理主導的故事。與通常認為「指標」不可避免地會削弱權力的看法相反，Petre 展示了一些記者如何利用「指標」來發揮自己的優勢，利用它們來倡導自己的專業價值和自主權。令人大開眼界的數據驅動新聞報導，所有適合點擊的新聞也是衡量「指標革命」如何改變其他行業的重要預覽。
記者的社會觀感及信任度之所以日趨低落，「少小不讀書，長大當記者」這句話之所以會流行，最主要的關鍵就在於「記者」變成一個可以被「收買」的職業。老報人張季鸞給媒體及記者立下的戒律：「不黨、不私、不賣、不盲」，全都淪陷下的今日，記者如何能成為受人尊敬的工作呢？「自愚愚人的三角關係」，記者、編輯、讀者，都應該深切反省啊！
*作者為文化觀察者，作品集參看JOE書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