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以宗教的名義監禁我們，他們以宗教的名義炙烤我們，他們以宗教的名義侮辱我們，他們以宗教的名義封鎖我們，噢媽媽啊，宗教是無辜的。」―蘇丹民間詩歌，在二〇一九年的蘇丹起義中廣為傳頌
「我的群體中有不同〔的意見〕是一種慈憫。」―先知穆罕默德的《聖訓》
「我們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個疑惑推動了我的研究。這個問句如同北極星，指引我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在許多人的幫助下解開一層層的歷史和政治，這些幫助我的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試圖弄清楚他們的生活和國家的轉變。每個人都為更大的謎題提供線索；每個人都讓我更加接近這個如此巨大的問題。一路走來，我遇到另一個反覆出現、讓我感到驚訝的問題，一個特別是年輕的沙烏地人和伊朗人會向他們父母提出的問題：「為什麼你不做任何事情去阻止它？」在風暴的中心，那些自一九七九年以來已經泛起漣漪，以致人民的生活變得遲鈍的國家裡，人們對允許這一切發生的那一代人懷有怨恨。
對伊朗人而言，一九七九年是國家歷史的明顯轉折點。對他們來說，與其說是慢慢地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不如說是他們愈來愈不相信父母和祖父母的天真，這些長輩曾為一場革命歡呼雀躍，這場革命推翻暴君國王，換上更糟的宗教暴政，不僅在政治上，也在社會和經濟上具有壓迫性，有效地把國家凍結在時間裡，似乎讓國家永遠和世界脫節。二〇一七年十二月，當抗議在伊朗各地爆發，這幾個星期是自從二〇〇九年的綠色運動以來對這個伊斯蘭共和國構成最嚴重威脅的動盪。伊朗人對灑在海外的鮮血和資金感到憤慨，他們高喊著：「別管敘利亞了，想想我們吧！」在網路上流傳的一段影片中，一個年輕女子在夜晚的抗議活動中對身邊大多數的男性老年人發出這樣的警醒：「你們〔在一九七九年〕舉起拳頭，毀了我們的生活。現在我們舉起拳頭〔來彌補你們的錯誤〕。做個男人，加入我們吧。我會站在你們前面保護你們。來代表你們的國家吧。」
在沙烏地阿拉伯，人民對一九七九年之於這個王國意味著什麼的認知並不是那麼清楚。祝海曼當年對麥加聖寺的圍攻雖然令人震驚，但那並不是全國性的事件，而且國王很擅於——和今天一樣——掩飾國內的異議。一九八〇年代，沙烏地人有充足的鈔票，如果他們想要逃避國家的黑暗，他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看場電影、看齣戲劇，或者到巴黎的咖啡館裡坐坐。並沒有一個明確清晰的分水嶺讓大家站出來反對；但是有許多小小的分水嶺。現在他們的小孩想要知道為什麼。為什麼當音樂被打壓時，當男性監護人制度收緊時，當宗教警察在公共場所揮鞭子時，他們的父母沒有提出抗議？他們怎麼會一聲不吭地任由這一切發生呢？這一代的沙烏地人不知道伊朗人關於一九七九年有著同樣疑問；伊朗人不知道沙烏地有些人也被類似的受背叛感刺激著。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正在以微妙的方式再次遙相呼應。 （相關報導： 加拿大禁用華為5G設備 華為：不意外，這是受美國影響的政治決定 ｜ 更多文章 ）
二〇一八年曾有一個短暫的時刻，這兩個敵人似乎在爭相挽回一九七九年造成的傷害：沙烏地阿拉伯是自上而下，拜王儲之賜，讓他的國家向二十一世紀敞開心胸；伊朗則是多虧了他們自己的人民決心剷除這種制度。但事與願違，這場競賽繼續成為一場爭奪吊車尾的競爭，彷彿沒有任何事和任何人準備好要勸說兩國領導層放棄自己最壞的本能。敘利亞、葉門、伊拉克付出了代價，就像是那些在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提高嗓門反對各自的領袖的人民一樣。最危險的反對者是那些講話輕聲細語的人，他們對領袖的專制主義提出最可信的替代方案，例如賈邁勒．哈紹吉，或者納斯林．索圖德（Nasrin Sotoudeh），她是一位伊朗人權律師，因為幫反對強制性頭巾的女性辯護而被判處三十八年監禁和一百四十八下鞭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