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中文金曲頒獎禮，與亦舒一起做頒獎嘉賓，頒給陳百強的《一生何求》，最後一句是：「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失敗者回憶錄127：內幕之外
1992年我在洛杉磯見到出走兩年的許家屯，他講到六四前後趙紫陽犯了幾個錯誤。一是他在民運興起時，不該出國訪問，把主持中央的大權交給李鵬，以至李有可乘之機；二是他不該在5月16日見蘇聯領袖戈巴契夫時說，鄧小平雖然退了，但中共13大有個決定，在重大問題上要聽小平的意見，這就把鄧擺到檯面上來，而鄧的原意是垂簾聽政，有決策權卻不須負任何責任，在民運沸騰時期說這樣的話，等於把責任推到鄧身上，不願為鄧擋輿論的子彈了；三是在鄧執意要鎮壓時，他不該辭職，而是應去執行，一來保住權力，二來由他執行會比較溫和。
在中共歷次權力鬥爭中，被迫下台的幹部，無論多麼委屈，也沒有一個不作檢討的。包括硬骨頭如彭德懷，倔強如鄧小平，率直如胡耀邦，下台時都作檢討，承認錯誤。鄧小平文革下台還作過「永不翻案」的承諾。這些檢討就像嚴厲的父母逼小孩認錯一樣，即使不是孩子的錯。作檢討就是要在家長制中保護自己，讓自己有復出機會。但趙紫陽拒不檢討，他在1990年的中共六中全會發出一個書面談話，反駁所有加在他身上的不實之詞，並表示人民對貪污、腐敗不滿，又沒有正常渠道去表達，積怨堵塞才會使學運如河流缺堤般爆發。解決之道應該是政治改革而不是鎮壓，他因為無法執行鎮壓的決定所以辭職。
這個書面談話沒有向下傳達，知道的人很少。爆料者說，許家屯以中顧委身份列席六中全會看過。許說他見到的與會者都認為趙的意見是對的，李鵬是錯的。但他認為趙紫陽寫這個書面談話，就絕了他復出的機會，從此黨的「健康力量」失去了支柱。
關於楊尚昆，爆料者說他同許家屯向來有交情，在許提出在香港得到的民運訊息特別是錄影帶後，他也反對鎮壓。但他順從中共黨的下級服從上級、最終服從一人的倫理，不得不執行鄧的命令。6月3日，許家屯一直想找楊尚昆聯繫，過去他通過楊的兒子楊紹明，會立即得到楊的回話，但這段時間楊沒有回話。六四後許和楊尚昆見過面，楊安撫許，說要許留任一年。不過沒有提他何以沒有實現「說服鄧」的承諾。
1989年12月中旬，楊尚昆去中東訪問，李鵬就在他出國期間，把許家屯叫到北京，當面告訴他要即時退職離任。許提出最好等三個月，待《基本法》公佈後，完成這件事再離任。李鵬不同意。等楊尚昆回國，調令已成事實，無法挽回了。這是李鵬再一次乘機做的手腳。
在周南接替許家屯的酒會上，周對他的前任連一句禮貌上的稱讚話也不說。許知道對他的清算，即將到來，他的人脈也會遭到清洗。他認為只有離開才有機會為黨高層的「健康力量」發聲。這是他出走的原因。
八九民運及六四後，我頻頻上電子媒體接受訪問，並當過議政清談節目主持；我又受邀做中文金曲頒獎禮的頒獎嘉賓。另外還在港台電視劇「獅子山下」的「風風雨雨」中當演員，我在劇中擔任一個電視台的新聞總監，劇情是面對九七香港新聞界的困境，我因這故事符合我的憂慮而願意嘗試。頻頻出鏡，使我的知名度大增。翁松燃教授後來在我的一本書中賜序，指我是「突出的意見領袖」和「其他媒體的一個最愛」。以那幾年的情況來說，謙虛點可以說是「浪得虛名」，但「虛名」是確實有的，是新聞界的公眾人物。
1991年，香港立法局開始了部分議席的直選。中英聯合聲明定下的政制是「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英國想在九七前就設置好選舉機制，但一直受到中共反對阻撓。91年是直選的起步，香港民主派已經躍躍欲試。當時有朋友慫恿我去參選，但我完全不考慮就拒絕了。民主政制至少要在不可改變的規則下進行，才能確立。英國哲學家羅素早在八十多年前說：「中國是一切規則的例外」。從中共建政後的歷史來看，即使在被認為最開明的鄧、胡、趙時代，都不能擺脫這種「自訂規則都例外」的一人獨斷惡習。六四前後中共高層權力的運作內幕，更使我相信這種惡習只會越演越烈。
我知道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夠保障自由與法治，但對中國行使主權下能夠維持民主制度真是不抱希望。我想我還是留在輿論陣地比較好，畢竟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成熟，以第四權去監督政府也許可以延續得長久一些。
這是內幕之外的我自己的故事。
失敗者回憶錄128：《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當年將我們視如寇讎的親國府人士，今天回想起來，聽聽不同意見不但沒有壞處，而且還大有好處。
在回憶錄的「題記」中說，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朝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是我之所以稱為《失敗者回憶錄》的原因。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台灣。《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在言論上推動台灣民主化，台灣終於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1988年，「李匪怡」獲批准首訪台灣。兩年後，《九十年代》出版台灣版創刊號。
那是台灣政治大轉彎的關鍵時刻：威權政治未完全退場。本省人李登輝剛接掌總統和國民黨主席大權，黨禁雖開放唯國民黨仍然一黨獨大，立法院仍未全面改選，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未退職，仍然有選舉總統、修憲等憲政職能。面對中共六四後向更趨專制倒退，台灣的防衛意識未能鬆懈。因此，《九十年代》在台灣獲准出版也並不容易。本刊編輯、在台負責人邱近思多番奔走、爭取、交涉，在1990年4月獲知，行政院港澳小組會在4月底開會，屆時將通過七種海外中文政論雜誌進口。
《九十年代》董事會亦決定，5月1日以在台灣登記的刊物出版。
4月30日，《九十年代》舉行了台版創刊酒會。當時正值社會高度關注李登輝將提名何人擔任行政院長的敏感時期，黨國大老、總統府資政蔣彥士和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受媒體追訪，動見觀瞻，想不到他二人都來酒會。出席的還有時任國民黨海工會主任的章孝嚴、新聞局長邵玉銘；民進黨有盧修一、朱高正、康寧祥、許榮淑、張富忠、陳菊；學術界有唐德剛、沈君山、楊國樞、李鴻禧、高希均；作家柏楊、黃春明、李昂；新聞出版界殷允芃、吳豐山、余範英、司馬文武、黃肇松、周天瑞等。可說冠蓋雲集。
李昂在酒會中任司儀。我致辭談到中共、香港和台灣面對的未來形勢。在為台灣開拓視野方面，《九十年代》或可以盡點棉力，而面對九七，英國保護傘退場後，《九十年代》也需要尋求另一個可保障新聞自由之地。在台灣發行，意味著我們對台灣充滿期待。
陸續發言者有蔣彥士、章孝嚴、邵玉銘、沈君山、盧修一、張富忠。他們給予《九十年代》很正面的評價，不少人提到這本雜誌是他們留學時的讀物。國民黨人士當年對雜誌的反威權論述或不以為然，或另辦留學生刊物予以批駁反制，但也深受《七十年代》具說服力的文章影響，使他們支持台灣的民主改革。民進黨人士則感謝我們過去對黨外爭取民主運動的支持。發言者對《九十年代》獲准在台灣出版，都說這意味台灣言論自由進一步開放。
酒會現場及其後，我又接受各媒體的訪問。儘管當時社會最關注政府人事動向，但《九十年代》在台灣創刊仍然佔據多家新聞媒體頭版。余英時、唐德剛、柏楊、聶華苓為《九十年代》台灣版寫了短文。余英時寫道：「我個人接觸《九十年代》已是八十年代的事，那時它剛剛經歷了一場最嚴重的道德考驗，海外知識分子異口同聲地說：《九十年代》是知識分子最喜愛的讀物。我完全同意這一論斷。我很高興今天台灣讀者可以和我們海外的人同時分享《九十年代》所提供的豐富的精神食糧。」
柏楊寫道：「面對這份雜誌，台灣讀者才會發現自己所屬這個世界的真相，和自己如何定位。在一個充滿經濟暴發戶、政治暴發戶、文化暴發戶的地方，我把希望寄託給《九十年代》。」他並以一次訂閱十年《九十年代》的具體行動表達他對雜誌的支持。
台灣知名歷史學家潘光哲，那時候還是年輕人。《九十年代》刊登了他一篇來稿，講他關注一國兩制這個命題，但對轟動一時的翁松燃的《一國兩制芻論》和頗受重視的《五學者座談一國兩制》，在台灣卻沒有機會讀到。他說台灣實在需要惡補對中國大陸的認識。「《九十年代》在台發行，將使我們從一系列教條觀點中跳出來，重新審視大陸的脈絡。」
在英國的學者楊青雲則撰文提到，他1974年在台灣教育部舉辦的留學生出國研習會上，一位黨官列出多種在海外的共匪統戰刊物，要準留學生警惕，其中之一就是《七十年代》。但當他次年在倫敦大學圖書館發現這本雜誌，讀了兩三篇文章，卻有像和尚逛花街——解禁的心情，因為看到了一些台灣不許知道的消息，這些文章的批判性也較台灣報章強而有力多了。從此以後，《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就成為他每月必讀的雜誌。
在台版創刊酒會內外，聽到、讀到對《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許多溢美之詞，在感激與安慰之餘，亦略有慚愧，因為我只是在言論自由的香港，盡了一個獨立新聞工作者的本份而已。但在華人社會「非左即右」的思維捆綁下，原來獨立的媒體也變得如此可貴。
當年將我們視如寇讎的親國府人士，今天回想起來，聽聽不同意見不但沒有壞處，而且還大有好處。又過了30年，現在台灣每天都有藍綠的爭吵聲音。其實這才正常。不要把不同意見視如寇讎。難道社會鴉雀無聲，或只有一種聲音，才好嗎？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