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想試著提出不同於當前「主流」觀點與視角的赤峰街。至於為何需要另外一種觀點？從學術發展的角度來說，「赤峰街」以一種文青新寵的姿態受到（年輕）研究者的關注。關注的眼神聚焦於所謂的創意街區，文創產業、創意工作者與城市再生等範疇。這其中牽動了「體驗經濟」思維中所能提供的嶄新體驗與新鮮感，透過美學與符號消費，來創造年輕消費者的地方認同與文化想像。這樣的關愛眼神，決定了研究取徑導向。設定的議題即已經預知了可能的討論方向，從認識論來說，限縮了對在地歷史的深刻挖掘，不利於經驗研究拓展知識發展。
再從學術知識跨領域的發展視角來看。前述所謂的「文創產業」或「創意城市」的切入觀點，容易使整體街區生活樣態，看似停留在單一時間平面的共時性圖像，不利於歷時性的討論。既有都市計畫與城市發展的分析取徑，似乎找不到施展著力之處——取得的故事陳述都是新入住者和消費者觀點，在地街區構成與城市經驗的精彩故事，無從訴說。
擺脫既有學術思考框架，回到書寫、觀點生產與思想啟發。例如本文一開始，引用班雅明的《柏林童年》書寫一般，許多日常生活的情感記憶，的確不是屬於整體大敘事關注與探索的範疇。然而，以往這些被視為個體的、私人的，隱蔽的感受與記憶，也經常不是學術研究所探詢的面向。但多年後，當班雅明的這些隨筆的價值重新被關注與討論，不論是「非虛構寫作」逐漸受到重視；或者是散文體文類書寫價值引發討論等現況。置放於個人視角關注的集體歷史記憶的重寫，或者是個別生命經驗對於特定空間場域的再描述，均可能為探究在地歷史與空間變遷，累積可貴的史料，避免詮釋權被壟斷，讓故事可以多說一點，多些不同的詮釋向度，匯集不同的人說出來的故事版本——「羅生門」故事情節隱喻著難以找到統一的詮釋觀點，換言之，無法以單一視角來闡述空間的故事，那麼，如何能夠朝向多收集到不同故事，以期拼湊出更多元的想像？
綜合前述幾個向度的思考，累積為個人經驗觀點：書寫者因自身的居住經驗，對赤峰街周邊地區的發展，有著從個人記憶到持續觀察的不同詮釋視角。試圖借用空間生產的理論，以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等不同敘事策略，從都市發展歷史來重新描寫一個被共時性理解，而簡化的赤峰街空間故事版本，提出不同的空間與環境認知的詮釋觀點及想像。
街道的再現空間：文學與新聞報導中再現的赤峰街
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的三元架構中，最引人入勝的觀點，應是攸關主體的空間感受、情緒知覺與歷史記憶等面向，亦即所謂「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這些豐富的情感表達、再現，乃是來自於各種類型與素材的再現所揭露出的空間。由於本文探討的「赤峰街」空間場域目前所能找到的再現素材相對有限，故本節以李日章教授的《赤峰街5號的那些事》（李日章，2015）一書，以及報紙中曾經出現的報導內容，作為分析素材，以期理解與想像社會大眾如何再現赤峰街的空間。
《赤峰街5號的那些事》
要如何認知街道的存在？個別主體在街道的生活與記憶，可以如何探詢與獲悉？在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三元架構理論中，討論的是整體、鉅觀的架構性空間生產狀態，較少從個別主體的空間經驗與情感的分析切入。
都市設計領域的重要學者林區（Kevin Lynch），畢生致力於發展出探索人的環境知覺的理論工具。他在《城市的意象》（Lynch, 1960，胡家璇中譯，2014）一書中，發展出了節點（nodes）、地標（landmark）、區域（district）、邊緣（edge）、通道（path）等五項元素，試圖來分析人們的環境知覺。其中，「街道」（street）可以說是同時具有「通道」與「邊緣」兩項環境特徵的空間類型——赤峰街雖然是屬於線性空間，但由於跟北淡線鐵路平行，之前處於鐵道邊緣的負面空間，因此也具有邊緣性的特徵。加上與中山北路側的聚落元素差距大，使得這樣的邊緣性空間性格益加凸顯。另一方面，由於夾在前述所分析，從大稻埕蔓延過來，以日新國小、承德路為界的建成公園與赤峰街，隔著北淡線鐵路，也同時構成完整的區域。這也是赤峰街一帶，長期以來得以持續保有其空間性格的重要實質條件。
李日章教授的《赤峰街5號的那些事》出版於2015年。李教授1938年出生，78歲之際，寫下這些個人回憶，原本只是想要留給家人一些紀錄，經出版社與李筱峰教授建議，這份個人化的紀錄，從臺灣史的眼光來看，具有史料價值，是草根大稻埕人的生命紀錄、百年臺北城市滄桑史話，臺灣最陰闇年代的忠實寫照（李日章，2015: 284）。該書前半段，記錄著作者從小在此地區成長的記憶。
「這裡要講的是一間房屋本身和發生在他裡外周圍以及其寄寓者身上的一些事情，他們反映了臺灣二次世界大戰後到經濟起飛之前都會基層民眾的生活實況。⋯⋯以及都市演化和社會變遷的蹤跡，乃至整個大時代的動態、氛圍。」（李日章，2015: 26）
該書有一張李教授憑著記憶手繪下來的地圖。這張地圖相當清楚地傳遞出當時的環境認知與地方訊息——最上緣為延平北路，下端為中山北路，這應該是當時最為重要的生活核心區域的界線邊緣。延平北路為沿著淡水河岸，因為開港通商貿易活動開發而來的繁華市街象徵。最下方的中山北路，則為日治時期的敕使街道。1901年為臺灣神社所開闢的敕使街道，當時為14公尺寬。1936至1939年始拓寬為40公尺，並闢建為三線道路。中山北路沿線街廓逐步開發為日人文官宿舍。以敕使街道的線性空間逐步發展為日人的聚居區。而沿著淡水河發展的大稻埕地區，則為本省籍以商業市街型態逐步擴展的漢人聚落。換言之，這兩條線性空間中間的地理範圍，為日治時期逐步開發的區域。完工於1901年的北淡線鐵路，構成了日人居住區和臺人聚落間的自然界線。因此兩邊的發展如何擴散滲透，構成了中間地帶，赤峰街就是夾在兩個個性相對鮮明地帶之間，自成一格的區域。
李日章以「土洋雜處的一條街」來稱呼赤峰街。但所謂的「洋」指涉東洋（李日章，2015: 77），即日本風格，而「土」則是以萬華剝皮寮老街為比擬對象，亦即指涉閩南式的連棟街道店屋。李教授住的雖然是日式建築，但他也清楚指出，根據他的觀察，赤峰街的日式宿舍群應該是中山北路二段左側巷子裡，一大片日式宿舍帶的延伸。然而，兩者之間雖然隔著北淡線，但中山北路側的宿舍比較大、比較豪華，也沒有夾雜其他類型房舍，因此，居住者應該是階級較高的官員。而赤峰街一帶只能算是邊緣，給基層公教人員住，他甚至推測，或許是給日新公學校的日本教員居住。李的描述呼應了前述歷史資料的線索：赤峰街側的日式建築不多，少數也可說是從中山北路側蔓延而來，屬於較為邊緣、中下階層的日人居住。而相對來說，承德路一側則主要是閩南式建築，「居住在承德路這條巷子裡的，一律都是臺灣人，多為基層大眾。」（李日章，2015: 38-9）。
有意思的是，他同時也強調，更全面地來看。住在赤峰街兩側的，也不盡然是勞苦大眾和基層公教人員。其後段兩側，如赤峰街47、49巷，以及相對應的承德路二段53和75巷，則都是連棟的二層洋樓，建築相當講究，迄今70、80年由維持原貌不變，這些住戶應該是當年比較富裕的臺灣人（李日章，2015: 40）。
這樣的「土洋雜處」，除了表現在建築形式樣態上，李日章更關注的是族群、社會階級、省籍與貧富問題。他指出，赤峰街之奇特，首要在於土洋混雜。然而，這個所謂洋的部分，也不過就是極小範圍，從赤峰街3巷到35巷的範圍。其他，都是屬於土的領地（李日章，2015: 77）。所謂「土」的領地，李日章乃是意欲藉此凸顯，在西側承德路這邊的房屋為臺式建築外，住戶一向都是臺灣人：「這些住戶大多是普羅大眾，還有一些是特殊行業的從業者。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這個年代臺北基層民眾的生活情況。」（李日章，2015: 78）
接下來的篇幅中，李日章回憶著這些夾雜著與童年玩伴遊樂的空間場域中，居住著什麼樣的家庭與人口組成，而反映著這個時代的社會縮影。在他的描述中，主要都是教育程度較低、經濟條件較差的中下階層家庭，其參與的職業包含了酒家、茶室等特種行業女性，有鐵工廠工人、印刷廠工人，魚販、裁縫⋯⋯「這短短不過一百多步的一條小巷子卻是生氣蓬勃的一條巷子，總是充滿動作、聲音與氣味。生活的酸甜苦辣在這裡浮現，人家的恩怨情仇在這裡被搬演。」（李日章，2015: 84）
的確，依照李日章的描述，主要是在他小學階段，也就是大約1946至1952年這段期間。這個階段，除了建築物維持原有的土洋混雜外，這群居民與其家庭成員所展現的生活內容，或許可以視為在臺北尚未浮現大量城鄉移民，以及產業型態尚未全面工業化轉型的歷史階段，臺北城市生活與居民組成的生活樣態。在與黑手產業與打鐵產業發展的同時，雖然逐漸有外來者隨著產業發展移入，但原居民的生活樣態，似乎也可以從社會版的新聞中找到線索。
新聞報導與再現空間：性別與階級視角
本文從《聯合報》的全文資料庫，以「赤峰街」為關鍵字所搜尋到的相關新聞。從最初聯合報1951年9月16日創刊，最早一筆資料出現於10月7日，大量資料多為社會新聞。迄於2018年2月22日，得到895筆新聞資料。
綜覽這些報導，除了許多市政建設，如道路拓寬、拆除違建、興建下水道等等之外，其他以社會事件新聞偏多。由此概覽性的印象，對赤峰街的城市景觀與生活記憶，拼湊出來的是充滿各類「偏見」與社會想像的負面空間。舉凡養女，賣（養）女為娼、開設賭場、開空頭支票、縱火、情殺、婚外情同居、未婚懷孕、酒家女、外遇殺夫／妻、地下工廠、釀私酒、（黑道）販毒地盤、債務糾紛殺人等等。考量篇幅因素，並且希望能夠拼湊出較為早期的、相對較為陌生的街區地景，因此，選擇分析的報紙年分較早。此外，在諸多相關的社會事件與在地地景的子題中，選擇性產業與女性生活處境，以及與在地黑手產業歷史樣貌兩個主題來討論。除了企圖探索較為早期的街區居住地景，以及挖掘產業變化外，透過較不被主流社會認可的性／別社會情境，藉此透鏡，以期拼湊出反映在赤峰街地景中，不同省籍、階級、產業別、性別、性傾向、情欲等社會關係所再現的空間。
＊作者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典藏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