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塞內加爾橄欖採收工烏斯曼．迪亞羅在西西里島的農園中因瓦斯鋼瓶爆炸喪命，時年不過26歲。身為非洲移工的他，幾乎無人弔唁，彷彿刻意被遺忘。
「在歐洲的敘事觀點中，歐洲白人一向是掌握話語權的人，負責手持紙筆觀察與記錄。他們所觀察的對象將獲得機會發聲，但發出的是遭過濾的聲音，表達的是遭淡化的不滿，所經歷的一切都會被審查把關，最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長期以來，移民都是被他人談論、書寫，彷彿他們幾乎沒有能動性，也彷彿他們無力塑造自己的命運。在最佳情境之下，在遷徙旅程中活下來並克服一國又一國邊界的移民，會在難民受到歡迎（refugees welcome）的敘述中，得到「獲救者」的名號。不管這些人遭歸類為難民或移民，他們的故事仍是白人的故事。」
在烏斯曼過世時，移工已在這片地區的田野上辛勤耕耘長達15年以上。無論這些人有沒有移民資格，都有一個共同目標：活下來，並想辦法扶持故鄉的家人。
坎波貝洛的當地人早已習慣非洲面孔的男子和少年在鎮上走來晃去，但雙方鮮少有對話機會。多數當地人會跟這些「黑人」保持距離，即便是不得不互動的時候，譬如在店裡充值行動電話卡，或是在超市採購食物，也總是能免則免。他們將這些非洲移工拒斥在市鎮邊沿的營地，眼不見為淨，創造出一個經濟、社會、文化及情感上的飛地。
市鎮本身和非洲移工居住的「貧民區」的權力關係顯而易見。正如華康德所言：「一直以來，都是我們（鎮民）為他們（外來者、黑人）訂定規則和制定計畫。」這個權力關係意味著荒涼廢棄的移工營地與市鎮之間涇渭分明，一如華康德首次看到芝加哥貧民區時的反應：「我記得自己心想：這裡就像是貝魯特（Beirut），或是二戰後的德勒斯登（Dresden）。』
坎波貝洛的當地居民不清楚移工營地的日常，也不曉得這些非洲移工在工作中會遇到什麼事，即便是烏斯曼過世的那天，鎮民也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隨著資訊越來越多，大家才發現烏斯曼並不算是所謂的非法偷渡客。他除了已獲得身分文件，雇主還特地給他這間廢棄農舍居住。儘管農舍看來破敗，但在室內擁有一席之地，跟露宿田野就是等級不同。在其他移工口中，那是「老闆的房子」。烏斯曼在這座橄欖園失去性命，因此也是該園主人的責任，是老闆的責任。
移工之死引發反種族主義抗爭
即使在烏斯曼死後，坎波貝洛的鎮民也沒有為他做任何事，反倒是西西里島其他地方的塞內加爾人專程來到坎波貝洛展現團結之情，並針對造成烏斯曼不幸死亡的居住環境發起抗議。此外，巴勒莫反種族主義論壇（Palermo Anti-Racist Forum）的社運人士也安排將烏斯曼的遺體送回給在塞內加爾的家人；其他來自特拉帕尼省（Trapani）的協會和非政府組織，同樣到坎波貝洛協助揭發導致烏斯曼死亡的背景脈絡。
這些社運人士包括亞爾伯特．比昂多（Alberto Biondo），他當時正為「西西里島邊境」（Borderline Sicilia）組織工作，負責監督該省過去十年來所設置的多間收容所運作。他那時已經察覺越來越多非洲人進入農業打零工，並發現收容所外還存在一個義大利人並不熟悉的現實－－收容所旁逐漸冒出一座座帳篷和棚屋。亞爾伯特認為有其他狀況正在發生。自從烏斯曼過世後，他和同事可說是越來越瞭解白草的情況。在亞爾伯特看來，烏斯曼之死是政治選擇所致的後果，而非純粹意外。義大利所生產且仰賴的作物背後隱藏著一段夾雜鮮血與暴力的歷史。「Sangue nostrum。」有些社運人士如此說道。我們的鮮血。
白草這一帶究竟怎麼回事？這件事為何會發生？這齣悲劇的直接原因顯而易見：當地的農園主並沒有遵守規定。非洲移工到坎波貝洛地區及義大利各地工作以來，從未得到適足的居住空間。但當地社區和這個社會何以長年對此問題視而不見？這種情況何以不為揭露且未受挑戰如此之久？
來自甘比亞的聖吉（Sanji），是在坎波貝洛「服役」時間數一數二久的移工。烏斯曼去世時，橄欖園裡有七百名非洲人工作，他就是其中一員。當時的聖吉才21歲，帶著一抹輕鬆笑容，留著短短的拉斯塔法里（Rasta）雷鬼辮，看起來相當顯眼。儘管面臨危險的環境，他仍神情自若，給人極大反差感。聖吉和其他非洲移工住在白草一帶的空地，與外界僅有一道金屬大門區隔，而且周遭垃圾堆積如山，顯然沒有適合的垃圾處理方法。穿過大門，即會看到五十餘座移工自行搭建的棚屋和帳篷，每間不過幾平方公尺大，外頭覆蓋塑膠防水布遮風擋雨。這裡沒有電力、水源（除了一條從附近橄欖園牽來的水管）或廁所。非洲移工會在附近蒐集木柴生火，一方面保暖，另一方面煮水洗澡。至於煮飯，他們則仰賴不無風險的液化石油氣。而這個自給自足的移工營地恰好坐落在烏斯曼所住的廢棄農舍旁邊。
烏斯曼過世前幾個月，聖吉從甘比亞的巴斯（Basse）來到此地。他總是語帶驕傲地介紹自己的家鄉－－這座位在甘比亞河南岸最東端的集市城鎮約有一萬八千人，面積跟坎波貝洛差不多，同樣帶著樸實氛圍。跟聖吉熟識的人都叫他「聖地牙哥」，這名字源自他父親在西班牙工作期間認識的墨西哥好友。聖吉不時會提到父親是語言高手，他本人也傳承這份天賦，不但會講英語和四種甘比亞部落語言，還會塞內加爾和馬利兩國語言。聖吉常把父親的事掛在嘴邊，只可惜父親在他七歲便去世。聖吉的叔叔後來娶了母親，接管已故父親的房產，並承諾會好好照顧聖吉和其他兄弟姊妹，只是沒多久就拋下聖吉，讓他自己想辦法籌措學費。
聖吉跑去一家電力公司擔任技師，但他能拿到那份工作，純粹是因為他替電力公司的足球隊踢到了冠軍獎盃，對方便聘僱他作為回報。要說有什麼是他人生的熱情所在，那百分之百是足球。聖吉跟許多甘比亞人一樣，都是英國曼聯俱樂部的死忠球迷。話說回來，技師的薪資不高，因此他也跨足旅遊業，希望善用自身語言技巧，只是所得仍然有限，必須仰賴旅客給予的小費，有次甚至遇到一位願意幫他付學費的善心荷蘭旅客。但長期來說，要取得穩定且合理的收入還是不容易，譬如淡季時他就賺不到什麼錢。聖吉找不到其他可以養活母親、弟弟和妹妹的工作。此外，他還有個剛出生的女兒要養，只是他沒錢娶女兒的媽媽回家，對方後來嫁給別人。
聖吉下定決心要照顧家人。他母親身體長期不好，不過跟他很親近。此外，除了要撫養剛出生的女兒，也覺得自己身為長兄，有義務要確保妹妹溫飽，並在她成長過程中提供協助。聖吉總是叫當時才十四歲的妹妹為「我的小妹」。他離開時，甘比亞正逢獨裁者賈梅統治，而他母親的健康每況愈下，飽受高血壓之苦。
＊作者為旅英記者，其著作《Chinese Whispers: The True Story Behind Britain's Hidden Army of Labour》 曾入圍英國歐威爾書獎（Orwell Prize），並改撰為中文版的《隱形生產線》；另著有《散沙：中國農民工的故事》於2013年獲頒英國「前衛圖書獎」（Bread & Roses Award）等。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再見，烏斯曼：Made in Italy 背後的剝削和種族隔離》（南方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