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先生1969年在台灣東海大學被迫退休，到香港任新亞研究所教授，同期在《華僑日報》寫政論專欄。我在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月刊。幾乎是同一時期在香港論政。我受魯迅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影響，對徐先生以傳統文化來批判現實政治的基本態度，帶有抗拒性的不以為然。1975年我們發表了訪問蔣經國舊部蔡省三，他講到1948年蔣從大陸撤退時，成立一個救國大同盟的秘密組織，徐復觀是第一任書記。於是，我更肯定有人對我說，「他是蔣介石的人」這樣的話。但想不到徐先生隨後在《華僑日報》專欄寫了一篇《垃圾箱外》，直接承認曾經籌備這樣的組織而終於放棄的經過，文前更說明他追求「透明的人生」，即「事無不可對人言」的態度，這使我不由不暗自佩服和欣賞。在這個充滿虛飾的世界，有如此複雜經歷的人，不迴避問題，仍追求「透明人生」，實難能可貴。於是，我認真地去閱讀與思考他的文章。
我發現徐先生在批評中國政治之外，也關心台灣的民主運動，在鄉土文學論戰中，有國民黨人士指鄉土文學作者「與匪隔海唱和」，徐先生說這種「紅帽子」很可能是武俠片的血滴子，造成人頭落地。1978年底，《七十年代》出版了《雷震回憶錄》，次年雷震去世，徐先生在專欄為文悼念，說《雷震回憶錄》「表現了雷震爭歷史是非的堅強意志」。
那時常為《七十年代》這份左派雜誌寫文章的作者中，好幾位都是徐先生的得意門生，其中楊誠在1980年來港，約了徐先生午餐，他先來找我，接著問我要不要同去，我說好。於是我與徐先生第一次會面。他想不到會見到我，但顯然願意認識，而且談得坦然和投契。
這以後，我們見過兩三次面。那年我出版了《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寄了一本給徐先生，他讀後在專欄寫了一文，說「政治上與這類作品為仇，這類作品便是政治的喪鐘；與這類作品為友，這類作品便是政治新生的啟明」。
這之後，他有幾本書在台灣出版或重版，他都寄給我。其中有四卷蕭欣義彙編的《徐復觀雜文》。我常讀至深夜，一年多來從閱讀他的書中所獲教益，絕非一篇文章可以說完。他對傳統文化了解透徹，並以深入淺出的生動語言解釋，他的民主思想無處不在，他對中共政局的論述切中時弊，對台灣國民黨政權亦有批評。
1980年10月我分別在美國獲知徐先生發現胃癌做了手術，但可能已經太晚了，治癒機會微乎其微。我當時只感惋惜，卻沒有難過。惋惜是我想給他作一個專訪，現在怕開不了口了。回港後我去他家看望他，沒有提這件事。想不到81年春節後不久，他來書店找我，說只是路過，但我們聊了很久，我終於提出專訪的事，他慨然允諾。於是，兩星期後在他準備去美國前兩天，我去他家作了那個震動一時的專訪。
專訪內容豐富，也不是這篇短文所能表述。他對中國文化和國族命運的關懷，對百姓之愛和對官僚特權和沒有人格的讀書人之憎惡，講到聲音嘶啞，眼含淚光，使我深受感動。回家後，我整個晚上想了很久，反省自己的過去，也難過地想到，徐先生會不會是自份不久人世，於是作這樣無保留的公開談話？
訪問結束後，在閒談中他說聽到一些對我不利的消息，問我究竟如何。我不想增加他的精神負擔，就說，處境有點困難，不過我一定會忠於自己的認識和良知，該做的事還是會去做。
其後他去了美國。我們之間信來信往了好幾次。據他的門生翟志成告知，在東海大學徐復觀檔，現在還保存我寫給他的三封信。至於他給我的信中，則多次提到我當時面臨的處境，說「我沒有愛才的能力，只有希望您自己愛惜自己，避免可以避免的挫折。我想向你表達的千言萬語，可以集中在這一點。」
這是我在困難時期，一個癌末老人對我的持續關懷，儘管他不清楚我們發生什麼事。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