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失敗者回憶錄103：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庚申改革」提出時，正值《七十年代》脫離天地自立門戶。因方案講到新聞記者可以獨立報導新聞，鼓勵對黨和國家發表批評意見，因此也有朋友認為我們遭中共杯葛只是暫時，中共政改後會有所改變。但眼看方案流產，政治改革在最好的時機也無法推動，我認定中共一黨專政這種結構性的痼疾已不可能改變。後來雖有趙紫陽在1986年推動政改（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也胎死腹中。光是一個「黨政分開」，就數十年來，中共一直掛在嘴邊都實現不了，黨的一元化領導以致一人化領導只有變本加厲。黨政不分，黨總忍不住在所有事情上插手，就是中共無法實行政改的死症。所以，儘管那時在香港的中共工委對我仍然表面友善，但我已深知中共不可能接受對它批評建議的言論監督了。
我邀請了幾個原有的職工，先在中環租了一個地方辦公，繼而在灣仔自置小物業繼續出版《七十年代》。
因麗儀離職，遷離廉價房屋，少了收入，單靠《七十年代》月薪，家計頓成問題。82年台灣的《中國時報》出美洲版，因香港問題受關注，故在香港每天編一個香港專頁，黃毓民主持編務，我受邀負責作最後審視，並寫一段點題短文。每天早上七點多去上班，至九點多回《七十年代》辦公室。《中時》兼職的薪資不差。我又受邀在《信報》寫「星期一評論」專欄，稿酬也算豐厚。那幾年，兩女兒分別去美加上大學，家庭負擔很重，所幸身兼數職，熬了過來。
離開天地前後，我分別作過兩個專訪，一個是1981年3月訪問儒學大師徐復觀教授，另一是同年9月訪問哲學大師勞思光教授。這兩個訪問對《七十年代》以至對我的思想認識都起了很大作用，也使我與中共的關係進一步趨於破裂。
徐復觀的訪問引起海內外極大關注。訪問時他已患癌，身體較衰弱，但就中共政局、儒家文化、民主理想和知識分子的角色，表達出他的衷心的誠懇與激情，使我感到他或許自分不久人世，因此要作無保留的公開談話。
談話內容非常豐富，他從早年對共產黨的傾慕，談到慢慢的改變，文革時的失望，而四人幫被捕後，許多老幹部復出，他們的腐敗，使他對復出老幹部的失望，「遠超過我對江青的失望」。他說權力不是好東西，過分龐大的權力使掌權者必然腐敗。這使他非常傷心，因為「我們國家的命運在他們手裡」。
徐先生表現出一個真正愛國者的激情。他說，「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我想起，我的愛國感情也正是在中國抗戰的艱困時期產生的。對當時仍然抱有「愛國不愛黨」感情的我來說，徐先生說出了關鍵。當然，後來的中國已完全被中共黨替代的情況下，愛國也就變成愛黨的代名詞了。
徐先生關於儒家文化的明白而顯淺的解釋，使我徹底改變了受五四新文化批判儒家所影響的觀念。他對海外知識分子的批評也很到位．這些留待日後再詳述。
徐復觀的訪問刊出後，許多與中共關係密切的人士對這訪問贊不絕口。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見，表示對我作此訪問的不滿。我記得當時陳松齡對我說，整個訪問就是「反共」，他可能是接收到中共的訊息。
勞思光的訪問就從哲理上釐清一些對中共的觀念。其中我向他提及徐復觀曾表示，中國大陸目前的困難局面如果不能突破，中國有可能發生第三次革命，勞教授的回應是：「一個政府在大政策上的失敗，每每使人想到革命，但事實上革命另需要正面條件。現在，龐大的幹部集團不會贊成革命，群眾也無意革命，正面條件幾乎看不見，我們怎能判斷革命會在中共統治下發生呢？」他明顯不贊同會有革命的估量。
訪問發表後不久，香港的左派刊物《鏡報》發出幾篇文章，針對這個訪問，並直指我的名字，不顧事實地說勞教授鼓吹中國第三次革命，並列出一些我從未講過的話和發表過的文章，對我大張撻伐。到1982年一月，中共的《參考消息》轉登這幾篇文章。我為此寫了一封「致《參考消息》編輯部的信」，2月送去新華社，在無反應之下，在《七十年代》三月號發表。
至此，北京大概藉兩個訪問執行廖承志的「徹底搞垮」指令，香港中共工委奉命執行「不投資，不印刷發行，不刊廣告，不邀請」的四不政策。中共對《七十年代》割席，幫助我們洗脫左派色彩，成功成為一份獨立的刊物也。
失敗者回憶錄104：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我發現徐先生在批評中國政治之外，也關心台灣的民主運動，在鄉土文學論戰中，有國民黨人士指鄉土文學作者「與匪隔海唱和」，徐先生說這種「紅帽子」很可能是武俠片的血滴子，造成人頭落地。
《七十年代》徹底脫離左派陣營的那兩年，是我與徐復觀先生交往，並在思想認識上深受其影響的兩年。他在1982年4月1日辭世，我在《七十年代》五月號發表一篇15000多字的長文，回憶自1980年與他相識後的兩年交往。題目是「《七十年代》怎麼樣呀？——回憶徐復觀先生」。這篇文章於1984年被收進台灣時報文化的《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中，中國大陸的九州出版社在2014年出版「徐復觀文集」，在最後一本書名「追懷」中也收錄進去。不過，兩個集子都刪除了我講他晚年為《七十年代》寫陳文成案的一段。
徐先生1969年在台灣東海大學被迫退休，到香港任新亞研究所教授，同期在《華僑日報》寫政論專欄。我在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月刊。幾乎是同一時期在香港論政。我受魯迅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影響，對徐先生以傳統文化來批判現實政治的基本態度，帶有抗拒性的不以為然。1975年我們發表了訪問蔣經國舊部蔡省三，他講到1948年蔣從大陸撤退時，成立一個救國大同盟的秘密組織，徐復觀是第一任書記。於是，我更肯定有人對我說，「他是蔣介石的人」這樣的話。但想不到徐先生隨後在《華僑日報》專欄寫了一篇《垃圾箱外》，直接承認曾經籌備這樣的組織而終於放棄的經過，文前更說明他追求「透明的人生」，即「事無不可對人言」的態度，這使我不由不暗自佩服和欣賞。在這個充滿虛飾的世界，有如此複雜經歷的人，不迴避問題，仍追求「透明人生」，實難能可貴。於是，我認真地去閱讀與思考他的文章。
我發現徐先生在批評中國政治之外，也關心台灣的民主運動，在鄉土文學論戰中，有國民黨人士指鄉土文學作者「與匪隔海唱和」，徐先生說這種「紅帽子」很可能是武俠片的血滴子，造成人頭落地。1978年底，《七十年代》出版了《雷震回憶錄》，次年雷震去世，徐先生在專欄為文悼念，說《雷震回憶錄》「表現了雷震爭歷史是非的堅強意志」。
那時常為《七十年代》這份左派雜誌寫文章的作者中，好幾位都是徐先生的得意門生，其中楊誠在1980年來港，約了徐先生午餐，他先來找我，接著問我要不要同去，我說好。於是我與徐先生第一次會面。他想不到會見到我，但顯然願意認識，而且談得坦然和投契。
這以後，我們見過兩三次面。那年我出版了《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寄了一本給徐先生，他讀後在專欄寫了一文，說「政治上與這類作品為仇，這類作品便是政治的喪鐘；與這類作品為友，這類作品便是政治新生的啟明」。
這之後，他有幾本書在台灣出版或重版，他都寄給我。其中有四卷蕭欣義彙編的《徐復觀雜文》。我常讀至深夜，一年多來從閱讀他的書中所獲教益，絕非一篇文章可以說完。他對傳統文化了解透徹，並以深入淺出的生動語言解釋，他的民主思想無處不在，他對中共政局的論述切中時弊，對台灣國民黨政權亦有批評。
1980年10月我分別在美國獲知徐先生發現胃癌做了手術，但可能已經太晚了，治癒機會微乎其微。我當時只感惋惜，卻沒有難過。惋惜是我想給他作一個專訪，現在怕開不了口了。回港後我去他家看望他，沒有提這件事。想不到81年春節後不久，他來書店找我，說只是路過，但我們聊了很久，我終於提出專訪的事，他慨然允諾。於是，兩星期後在他準備去美國前兩天，我去他家作了那個震動一時的專訪。
專訪內容豐富，也不是這篇短文所能表述。他對中國文化和國族命運的關懷，對百姓之愛和對官僚特權和沒有人格的讀書人之憎惡，講到聲音嘶啞，眼含淚光，使我深受感動。回家後，我整個晚上想了很久，反省自己的過去，也難過地想到，徐先生會不會是自份不久人世，於是作這樣無保留的公開談話？
訪問結束後，在閒談中他說聽到一些對我不利的消息，問我究竟如何。我不想增加他的精神負擔，就說，處境有點困難，不過我一定會忠於自己的認識和良知，該做的事還是會去做。
其後他去了美國。我們之間信來信往了好幾次。據他的門生翟志成告知，在東海大學徐復觀檔，現在還保存我寫給他的三封信。至於他給我的信中，則多次提到我當時面臨的處境，說「我沒有愛才的能力，只有希望您自己愛惜自己，避免可以避免的挫折。我想向你表達的千言萬語，可以集中在這一點。」
這是我在困難時期，一個癌末老人對我的持續關懷，儘管他不清楚我們發生什麼事。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