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權得逞，但強權永遠不能代替真理。
失敗者回憶錄95：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經過麥加錫（麥卡錫）黑暗時期，美國法院給予言論自由較高地位，那時多數法官認為，凡是遇到與言論自由相抵觸的情況，都應該首先考慮言論自由。在六十年代民權運動期間，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有一批黑人民權領袖，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控訴蒙市警察對那裡的黑人實施種種暴行，當中有些敘述與事實不符。蒙市警察局長認為這是對他個人的誹謗，於是向刊登廣告的黑人和《紐時》提出控告，案子鬧到最高法院，結果法院判《紐時》無罪，理由是：對公眾事務辯論，批評政府官員，是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主要精神；在自由辯論中，錯誤在所難免，應該給言論自由留下允許搞錯的空間；如果要言論必須與事實相符的話，那麼很可能使原來想要說話的人不敢說了，因為他可能覺得不能在法庭上證明他說的話是真的，或者覺得惹不起上法院的麻煩。
因此，言論涉及誹謗可以起訴，但政府或官員起訴報刊或人民的成功機會較低。同樣，當權官員也不能與一般人民那樣享有言論自由，因為他說話就是實行權力的一部分，比如財經官員不能像一般人那樣評論股市，官員亦不能隨便批評某機構或媒體，因為那就意味是行使權力的先聲。
自從結束麥加錫黑暗時期後，連串案例使美國真正實施以「明顯、立刻的危險」作為言論是否享有自由的唯一戒律。由此而使整個社會的每個人都能夠自由、大膽去發揮潛能，社會的新構想、新創意不斷湧現，使美國在科技、經濟和文化創意等方面領先全球。
香港在二戰後，於困境中，也是因為言論自由激發企業界和流行文化，得以各顯神通，懂得走位，懂得變通，某些工業曾經在國際佔領先地位，流行文化更在亞洲獨領風騷。
言論自由的好處在於讓每個人可以發揮潛能，如果言論自由受到限制，每個人都只能政府說什麼就跟著說什麼，那就什麼新構想、新創意都提不出來，社會頂多只能夠靠低價勞工，和移植甚至偷取別國的技術去發展了。社會不會有活力。
言論自由的另一好處是可以讓政府知道民怨所在，及早採取糾正、補救的措施。永遠不要忘記阿克頓勳爵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即使最好的掌權者，他或他屬下的政府各部門，有時都覺得有些事要隱瞞或欺騙人民，因此布萊克大法官說，「出版工作的最大責任就是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即使沒有欺騙人民，政府也一定有不足之處，最精明的主管都未必看到，廣大社會輿論會指出。1999年香港主權轉移兩年，香港電台邀約了台灣駐港代表講了一篇「香港家書」，解釋當時台灣李登輝提出的「兩國論」，受到香港左報和親共人士排山倒海的攻擊，時任廣播處長的張敏儀表示，在香港人人都有言論自由；時任政務司司長的陳方安生則強調言論自由可使公眾提出政府各部門看不到的缺失。
言論自由的另一好處是社會的安全活門，公眾可以通過言論發發怨氣，社會怨氣若得不到發洩，往往會造成社會撕裂，或使怨氣化為破壞性行動。
幾十年來，我都以美國新聞自由的實踐為榜樣，信奉《紐約時報》的座右銘：「所有適合刊載的新聞」（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即不會因為任何非新聞的原因，不刊登適合的新聞。然而，近幾年發現有了變化，美國許多主流媒體都不去刊登他們認為「政治不正確」的新聞，主流媒體和社交媒體甚至在選舉中政治歸邊。將近100年前中國報人張季鸞提出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現時新聞事業包括網上媒體竟然大倒退。2016年美國大選，幾乎所有主流媒體都做了希拉莉的啦啦隊，有媒體預言希拉莉有93%的勝選機率，結果翻了盤。2020年大選主流媒體也全面向民主黨歸邊，對亨特·拜登的醜聞不但不報導，連向拜登提出詢問都避免。又刻意不刊登時任總統的川普的講話。完全違反「所有適合刊載的新聞」的原則。
過去美國人對媒體有極高信任度，到2017年，蒙茅斯大學（Monmouth University ）所作民調結果，有67%的美國人認為傳統媒體報導假新聞，到2018年這個比例增加到77%。
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淪落？我相信一是由六十年代延續的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發展到社會多元化後，將各種反歧視、促平等置於壓倒自由的不可觸碰的「政治正確」地位，這種違反開國元勳傳統的名為進步、實是極左的思潮主導了學術界與媒體；二是中國因素， 中國的利益和對美國各界的金錢誘惑，使人性的貪婪蓋過了道德原則和職業操守。
我一生追求的言論自由，在全球幾乎挫敗。我一生從事出版事業的地方的新聞淪落，就更不用說了。這促使我更念茲在茲地要把言論自由曾經帶來的輝煌，記錄下來。我深信掩蓋事實，就是掩蓋真理。強權得逞，但強權永遠不
失敗者回憶錄96：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Linda 的提問更重要而且涉及未知事實的本質。可惜大多數報導都沒有提及，但我記得。
1984年12月21日，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簽署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來港開記者會，時任記者的劉慧卿提出一個火辣的問題：英國不只是把香港的土地交給中國，而且把500萬香港人交到一個共產政權手上，這在道義上是否說得過去？戴對這問題看來早有準備，她的回答是：「我相信絕大多數香港人的確欣然接受這份協議，你或許是唯一例外。」
不過，當時更有一個犀利的提問是英首相沒有準備的，那是在香港工作的美國記者Linda Jaivin 提的，她問：1979年香港總督麥理浩到北京，鄧小平是否告訴他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如果是，為什麼英國不把在訊息告訴香港人？柴契爾夫人遲疑了一下說：我不知道鄧小平跟麥理浩談過些什麼。Linda後來對我說，她被這個無恥的回答唬住了，竟沒有追問：你不是應該知道的嗎？她說她恨自己當時沒有即刻追問。
Linda 的提問更重要而且涉及未知事實的本質。可惜大多數報導都沒有提及，但我記得。
到底麥理浩在1979年有沒有從鄧小平口中得知中共對香港前途的立場？據麥理浩後來接受媒體訪問時說，當時不是首先由他提出1997這問題的，鄧小平也只是重申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1997前會作出商討。據後來解密文件顯示，麥理浩提出，因為現在新界土地不能批出超過1997年的年期，因此是否可以在賣地契約上說：「若1997後的政治環境不變，契約會繼續有效」。鄧小平很敏感或早有準備地說，中國擁有主權，九七後香港仍然搞資本主義，請投資者放心。沒有直接講收回，但中國主導主權的含義很清楚。按約辦事的英國這個法治國家，唯一的選擇是與中國商談九七後的安排。
鄧小平或沒有明說，但英國政治人物應該意會到未來的可能變化。於是，那一年，最大的英資公司怡和洋行，已悄悄將部分資產移至其他地方；匯豐收購美國密蘭銀行，使之變成國際化銀行。英國開始醞釀新國籍法，將英籍人士分成兩類，第二類是在英國沒有居留權的「英國海外國民」（BNO），香港近300萬英籍人士即屬此類。1980年，香港開始提出政制改革，準備設立區議會。這些動作都不能不說與為九七作準備無關。
另一方面，據1997年時已經退休的新華社（即中聯辦）副秘書長黃文放在《九十年代》撰文透露，當年鄧小平為解決香港問題，成立五人小組，黃文放是成員之一。他說中共本來並沒有想過要收回香港，而是想繞過九七這個年限，延長英國對香港的管治，但英國逼北京表態，堅持要就九七問題談判。對中共來說，這是一個「痛苦的抉擇」，因為收回香港容易，但維持香港繁榮穩定則殊不容易，他承認，當時中共陣營內也有不少人反對收回香港。但在民族主義思維主導下，鄧小平也一言定音，大家只好在收回這大前提下絞盡腦汁。
1981年初，哲學教授勞思光發起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邀我參加。參加者不多，還有胡菊人、董千里、陸鏗、孫述憲登。主要目的，就是想研究和提出些意見和建議，讓香港在97後可以維持某種形式的英國管治，包括主權換治權、仍然留在英聯邦等。我們都深知道，不管中國如何信誓旦旦的承諾，不管有怎樣完善的文本設計，在一個沒有法治自由傳統的國家統治下，都不可能守得住法治規則，香港的自由、人權會逐漸或快速淪落。
那幾年，我的主要精神，都放在香港前景問題上，編輯雜誌、寫文章，大都離不開這個話題。
柴契爾夫人說，「絕大多數香港人欣然接受這份協議」，絕非事實。1982年5月底民調顯示，98%的人希望維持現狀，64%的人選擇中國擁有主權而繼續由英國管理，42%的人接受香港成為特區，37%的人希望香港獨立，26%的人接受香港歸還中國。1984年聯合聲明發表後，因不少人相信明文規定的法治傳統，這比例有一些改變，但仍然每年有以萬計的人離開，用腳投票以示不信任中國的承諾。
1980年至1986年，每年約2萬人移民，及至1987至1989年，移民人數升至3-4萬人。不過，許多人並非舉家移民，而是全家移民後，先生先回香港繼續賺錢，太太就帶着孩子留在國外，那時有個流行的名詞，把這叫做「太空人」。
那時一些小國也紛紛用「賣護照」的方式吸取香港人取得外國人身份作護身符。那時美國領事館簽證處主管告訴我，說有人持南太平洋小國東加王國的護照來拿美國簽證，但護照上寫明這人沒有居住在東加的權利，護照只允許他住在東加主島之外的一塊大石頭上。
這樣的護照香港人也要買，可見港人當時的恐慌程度。（原文發佈於 2022 年 1 月 14 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