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70年當局查禁方向轉向黨外雜誌，盜印的金庸小說才開始大量流通，而1979年，遠景出版社發行人沈登恩歷時2年陳情，當局才以「金庸的小說尚未發現不妥之處」，同意解禁出版。在此之前的20年，金庸作品都遭封印，只能偷印來看。
上海的辭典稱蔣介石為「史上最殘酷暴君」 原老闆跑來台灣受牽連槍決
回顧戒嚴時期，台面上的知名作家幾乎都被禁過一輪。例如李喬《藍彩霞的春天》一書描寫台灣性工作者遭壓迫、黑社會等問題，被認定「妨礙善良風俗」；知名作家魯迅被認定是「五四左翼作家」，書籍全禁；左翼作家陳映真《將軍族》一書查禁理由眾說紛云，但目前推測是內容描寫到向日葵（當時國民黨政府誤以為向日葵是中共國花）、青年向空中揮舞紅色旗幟等惹禍。
外國文學當然也在查禁範圍，例如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一書，作者為俄國人、譯者又是當局認定的「附匪」人士郭沫若，有「為匪宣傳」之嫌疑，禁；《教父》、《畢業生》、谷崎潤一郎經典小說《鍵》，被認定涉及暴力色情，禁。
出版作品讓政府不開心，不僅會被查禁、被改名，也可能因此喪命，明倫出版社、泰順書局、春明書局皆有冤獄發生。例如1948年，原先在中國經營春明書局的陳冠英來台開業，上海本店則由當地員工接手，只是1951年，中華民國海軍攔到一艘載有200餘本《新名詞辭典》的船隻，事情就大條了。
當時海軍驚見《新名詞辭典》介紹「蔣介石」的條目寫著「中國的大獨裁者，歷史上最殘酷的暴君，第一號戰犯」，許多條目都遭當局認定不妥，陳冠英因此遭槍決──儘管陳冠英一直強調這些書都是他離開上海後才出版的，當局咬定他還有跟上海本店聯繫，不採信他的說法。
《理想丈夫》事件也是極冤。1963年，《臺灣新生報》副刊舉辦理想丈夫、理想婚姻等徵文，迴響熱烈，隨後編纂為《理想丈夫》一書，未料當局是這樣看待徵文比賽的：「企圖用親情沖淡民眾反攻大陸的士氣，舉辦『血債』徵文挑起與日本的民族仇恨。」最後，副刊總編童尚經遭判死刑。
愛國教育一起來：「蔣公」看魚兒往上流、「南海血書」造假經典
戒嚴時期不僅嚴加管制出版自由，也以「愛國教育」雙管齊下管控人民思想，例如「噤聲的日常」展出這篇〈先總統 蔣公小的時候〉，相信台灣人一定不陌生：
「……有一天，他到河邊去玩，看見河裡有許多小魚，向水的上流遊。因為水太急，幾次都被沖下來，但是小魚還是用力向上游。蔣總統看了，心裡想：『小魚都有這樣大的勇氣，我們做人，能不如小魚嗎？』蔣總統小的時候，不怕勞苦，又很有勇氣，所以長大了，能為國家做許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