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將是中國內部矛盾和外部壓力侵擾的高發期。北京修憲改革，建立一個相對長期穩定的「新威權主義」領導層，有其應變客觀挑戰的必然性。然而這次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制度化剷除貪腐，以及整治權貴資本，消除其對經濟和國力發展的負面影響。
二月底，當北京傳出將要修憲的消息，知名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表示擔心，他認為取消國家領導人任期制，可能會出現「好皇帝」或「壞皇帝」的狀況。中共負責改革的政治理論精英們，對此可能不以為然，並反唇相譏：西方的民主不也會有「好民主」和「壞民主」？而現在大多都遇到了「壞民主」的瓶頸。
甚至，這些中國精英們甚至還會竊笑。因為福山1992年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中，宣稱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的最佳（後）體制，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和「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而這種說法，現在越來越像笑話。
這次北京的修憲和改革，與40年前，1978年底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有著本質的差異。「改革開放」，著重在經濟層面，其核心是改變了財產的所有制。把毛時代的全面公有制，改變為半公有、半私有混合制。原本的計劃經濟，也向市場經濟轉變。中國大陸從經濟弱國，快速成長為當今世界排名第二的經濟強國。人均GDP更從40年前的156美元，非洲的三分之一，增加到現在的9480美元。
2018年3月的改革，則完全側重在政治領域。從中共透過海外宣傳管道所做的詮釋，這次改革主要有三個目的：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建立長期穩定的「新威權主義」領導層；賦予監察委員會憲法地位，從法制面加大反腐力度並維持持續性；大幅度機構改革，強化政府的現代化及集權力度。
吳起變法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統治精英階層累積、磨煉出一項政治技能。在面對國家內部急劇的矛盾，和外部嚴重的威脅時，他們會以「變法」，來因應驟然而至的挑戰和危機。中國的儒、道、法、墨、兵、縱橫家等思想，為此提供了文化、治理、法律、軍事、外交，多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經驗。
中國的文明和國體，之所以幾千年來能夠維持下來，與中華民族特有的功利、現實主義、懂得變通的「修正主義」性格，有著極大的關係。現在當家的中國共產黨，既發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同時也搞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2018春天北京的大變革，可以當做另一場中國式的「變法」。今年正好是戊戌年，有人把這次「變法」，和120年前破敗晚清知識分子，拼死一搏而終究失敗的「戊戌變法」，做了連接，但兩者之間毫無可比擬之處。
不過，今天的修憲及改革，卻與2400年前，戰國時期楚國的吳起變法，有著背景和訴求雷同之處。而吳起變法過程中的其中一年，西元前382年，剛正好也是戊戌年。相差400個甲子的古今變法，都是為瞭解決相同的問題：集權，整治官吏，以及消減權貴（貴族）勢力。
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之間，勉強的國際秩序和道義法則，早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實力叢林法則，激烈的地緣政治動蕩。楚國國君楚悼王（前401－前381年）為了應對內憂外患，在西元前387年，任用出生衞國的軍事、政治家吳起，進行變法興革。
吳起分析楚國的弊端主要在於，大臣的權勢太大和政治腐敗，威脅著中央的集權；受封食祿的貴族太多，影響著國家的稅收和國力。在吳起變法中有兩樣意義深遠：
一、「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消減貴族勢力，取消世襲的封君、世襲的爵祿。
二、「使私不害公，饞不蔽忠，言不取苟合。」禁止私人請托，糾正官場損公肥私、讒害忠良的不良風氣。
楚悼王在前381年不幸早逝，吳起失去了堅強的靠山，被舊貴族殺害。雖然變法時間不長，但變法的成果還是有所保留，比如之後的楚國封君的繼承不超過三代，一切財政大權聽命於中央等等。這些促使楚國從貴族政治，向更有活力的官僚政治進步。
吳起變法後50年，楚威王7年（前333年），楚國國力達到鼎盛。基本上收復了之前被他國侵佔的領土，而且擴展成為諸侯國中最大，也是當時世界上第一的大國。東至東海，西到蜀中，南到南嶺，北到淮海流域，總面積大約200萬平方公里。
穿越2400年的時空，再回到當下北京的「18變法」。
新挑戰
中共為什麼選擇現在的時機點，進行修憲和多方面大幅度改革？
和40年前推動「改革開放」的時空背景比較，當時主要是挽救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之後，瀕臨崩潰的國家經濟。而現在，則面臨經濟、政治、國際局勢三方面，更為複雜詭譎的壓力和矛盾。
一、經濟方面，長期高速增長，原有的經濟「紅利因素」已經基本耗盡。人口紅利，土地資產「私有化」紅利，內需市場開放紅利，對經濟的拉動效用，逐漸喪失或削弱。以往動輒二位數的經濟增長率，到目前要保持到6、7%，都需要極大的努力和投入。
只有透過技術和產業升級，由舊經濟向新經濟轉型；推行「一帶一路」的宏觀經濟戰略；開拓亞、非、歐洲等外部市場，才能維持經濟繼續成長發展的活力。同時，也要解決多年來累積的環境生態、社會矛盾等嚴重問題。
二、政治方面，社會財富急速增長，卻缺乏有效的結構性、系統性的法治化防弊機制，造成官僚體系弊端叢生，貪腐盛行。「市場經濟大潮」衝擊之下，擁有權力者不斷腐化渙散，「大小老虎」們所把持不受監控的權力，並且以權勢霸佔國家資源和經濟發展的成果。
比官僚貪腐對國家和社會傷害更為嚴重的是權貴資本。因為權貴資本的累計，本身就和腐敗脫不了關係。一些政治家族和權力派系，透過手中的權力，由代管進而圈佔巨額國有資產。
以權力而非市場機制為基礎，累積的權貴資本，阻礙了經濟正常發展活力。所產生的不公平競爭和貧富差距，造成普通百姓的相對剝奪感，人民對政府的不滿與矛盾。權貴資本階層勢力的膨脹，也掣肘主政者的施政，影響社會和政治的安定，形成巨大的隱患。
中國最大的幾個地產集團，都有著權貴資本的影子。這些年來，使房價數倍翻漲，既造成經濟發展的畸形和泡沫，也導致高房價成為最大的民怨之一。金融領域的權貴資本，成為市場中的巨鱷。當中國經濟面臨下行、低增速和轉型壓力時，這些資本出於貪婪，在兩年前瘋狂做空股市，讓市場市值縮水將近一半。與國家和公眾利益為敵。也有一說，狙擊股市根本就是向反腐運動變相示威。
最重要的一點，權貴資本已經到了蠶食國家整體實力的地步。
三、在外交和國際關係方面，即使中共領導層仍然不脫「韜光養晦」的大方針，不對外輸出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但西方對北京政權的認知，開始越來越從「中國崩潰論」，轉變為「中國威脅論」。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崛起，充滿警惕和敵意。一面仍批評它的體制，違背主流價值，但又擔心在這種「落後」體制之下，中國的國力會持續強大，對自身造成威脅。中共的領導人雖然一再保證「永遠不稱霸」，但是如果沒有意外，照目前的走勢發展下去，中國即使不成為軍事霸權，也必然會成為新經濟霸權，把美國軍事霸權的經濟基礎掏空。
這不是未來式，而是進行式。中國以前經濟靠廉價代工，甚至進口洋垃圾，現在可以出口整套的高鐵系統。華為手機在大陸市場打敗三星、蘋果後來，進而搶奪世界市場（在美國以安全理由被下架）。大陸國產中型客機開始量產，未來會以高性價比跟波音、空中巴士搶訂單。
南海領域主權爭議，印太圍堵戰略和來勢洶洶的貿易戰，不過是美國及其盟友圍堵和阻撓中國崛起的本能反應。
貪腐之重
從廈門海滄的濱海大道，向島內望去，可以看到一處施工中地標型樓盤。當地市井小民都在傳言，某位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家族，介入了這個大型地產開發項目。在西北一個省會城市，計程車司機一邊對勞碌的生活吐苦水，一邊抱怨批評這個省「第一把手」的家人們，從妻兒到小舅子都介入了政府工程和特許行業。
官僚腐敗形成點、線、面式普遍現象，不僅涉及金額龐大，而且當事者們彷彿覺得，權、錢間的不法轉換是理所當然，不怕路人皆知。
過去5年間的高壓反腐，上百萬涉事官員受到法律或中共黨紀的懲處，受到民眾的普遍好評，不過離全面徹底地消除腐敗，還有漫長之路。中國人雖然宣稱有五千年的禮儀文明，但在歷史、文化、習俗中，養成一種享樂、炫富、奢靡，病態性的物慾崇拜惡習。中國歷史上大多數王朝的衰落，都和內部官僚貴族集團的貪婪腐敗，有著直接的關係。
這兩年受人矚目的考古發現，漢武帝孫子海昏侯劉賀墓中，出土了金餅、馬蹄金、麟趾金，重達78公斤，以及10噸重200萬枚五銖錢。還有當時比玉器更貴重的琉璃席（玻璃）。當今的權貴階級，在物慾上與古人不相多讓。一名落馬軍方高級將領，家中搜出美金、歐元及人民幣現金重達1噸，以及200公斤和闐玉和價值9000萬人民幣的翡翠電視牆。另一位出事的南方省政府副秘書長，除了收受巨額的賄賂外，竟然有高達136名情婦。
就像中共高層對他的同志們警告一樣，強盛、崛起的表象之下，存在巨大的隱憂。如果不能整治官吏、掃除貪腐，繼續放任下去會引發極度民怨，導致內部崩解的「亡黨」危機。此外，權貴資本侵蝕、干擾經濟，推升金融領域系統性風險，也會使得國力衰敗，最終被西方外部勢力「亡國」。
所以中共的「18變法」，是希望透過全面的革新，建立長期穩定、強勢、集權的中央「新威權主義」領導層，並從憲政高度構造監察防腐法治機制，只有這樣才能擺脫舊有的準封建官僚體制，全面翻修整頓整套的政治機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而在所有的變革當中，是否能徹底消除貪腐，並防範既得利益官僚權貴集團阻礙與反撲，則是重中之重，成敗與否的關鍵。
疑慮
西方和海外華人輿論，對這次北京修憲的觀察和討論，過度疑慮聚焦在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取消。而中共官方則簡單地辯解，此舉是為了與中共黨和軍隊最高職務也沒有任期制相配套。
全球經濟發展兩極化、金融危機週期性爆發、網路新資訊時代衝擊，造成新保守主義、宗教極端化、民族和地域的分離主義、地緣政治愈發動蕩。許多國家的領導人，不管內閣制的德國、日本，或總統制的俄羅斯，都有強人政治、長期執政的趨勢。
中共治理下的中國，過去40年之所以能夠在大幅落後之下，快速崛起追趕西方，短時間內改變200年的落後局面，應該歸功於內部的安定、功利務實導向（使命型一黨制）、政策實施長期一貫性。
鄧小平定下任期制，但也曾是這項創舉的「受害者」。他在1978年開始推動「改革開放」，但到了14年後的1992年，88歲的鄧還要以「平民」之身，以「南巡」與保守勢力角力，來鞏固改革的方向，不變調、不走樣。原本10年的任期制，有時會打斷良好政策的執行，「改革開放」就險些毀於一旦。
此外，中共雖然實施一黨制，不過也有「中國式」監督方式。中共有9千萬黨員，而13億非黨員人民，其實都是某種形式的「反對黨」。現在網路社媒和無線通訊時代，人民權利意識更甚以往，如果中共領導層無法解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民意的反彈和抗爭力道，恐怕任何政治強人都無法與之相悖，以前就曾有先例。
1984年10月1日中共國慶遊行，北京大學學生們打出「小平您好」橫幅標語，感謝他改革開放的貢獻。然而短短幾年之後1989年，為了抗議貪腐及經改造成的物價高漲（通膨近20%），學生們走上街頭，手舉的標語變成「反對垂簾聽政」和「小平下臺」。那一年的11月，鄧小平退下了他人生的最後一個職位——中共軍委主席。
取消任期制就意味著「終身制」？從非正式但具權威性的管道傳出的資訊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日程上，距離202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到三年；距離2035年的「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也只剩下17年。今後五到十五年，對於中共而言，是一個關乎成敗命運的關鍵期。有太多必須要做的「攻堅期」「深水區」工作，所以需要強有力並且已被證明可靠的領導人。
以此來看，習近平的任期最多在原有10年的基礎上，再多做5到10年，而非「終身制」。至於未來會有怎樣的接班人制度？如何平穩的權力過渡？就等今後10或15年中，另外一次中國式的變法處理吧。
＊作者為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