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如此，呂炳宏強調：「資訊是被警察或檢察官餵養的，所以我們現在控訴重點都在檢警。」律師陳昱廷也說：「媒體自律很重要，但如果沒有源頭，檢警調沒有先跟記者說，也不會有後續……我不報，別人就不報嗎？點閱率低主管要噹我，我遵守我的倫理卻得到一個負面效果，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
警察與記者共犯結構：上媒體可以記功嘉獎 碰到案件就會找媒體來拍
為何檢警要把消息放給記者？黃盈嘉指出一個問題：「因為警察需要業績，他們有辦大案的樣子才會有業績、受到矚目，他們有一些內部規則要點，上媒體可以得幾分就可以記嘉獎……那都是內部規則很難掌握，如果找到，我們一定會要求不可以有這種事情，這一定要廢除的，上媒體跟記功嘉獎如果有這樣的連結，他們會習慣找到案件就找媒體來拍。」
攤開員警私下提供給司改會的文件，上面便赤裸裸地寫著：「員警好人好事或重大功績、貢獻，應充份收集資料，主動提供媒體記者協助宣傳。」打擊詐騙集團更有明確績分競賽，一案視情況累積1–5分，媒體曝光要上電視台跟四大報（自由、蘋果、中時、聯合）才算，並依績分排名特優、優等、甲乙丙丁戊等，前3等可得獎牌1座，後3等就要準備檢討報告。
為了績效，檢察官也習慣以重罪起訴嫌犯。黃盈嘉說：「警察移送案件到地檢署，這會依檢察官起訴罪名給警察績分，他們就會習慣起訴很重的罪，像傷害就會變成殺人未遂。」
儘管違法《偵查不公開作業要點》可能有刑責，但現職員警王昱浩指出，目前幾乎沒有警察因為違規而被處份：「嚴懲是要嚴懲啊，但到底怎麼懲？只要機關還是以多少事情上了媒體當作升遷的依據，就不能怪大家想發新聞……違反偵查不公開，可能申誡2次，但一年可能有6、70嘉獎甚至100支，他根本不會痛，再說現在幾乎沒有懲罰偵查不公開──雖然有，但很少。」
即便基層員警想嚴守偵查不公開，在長官意志下也是無力反抗。王昱浩表示，實際辦案的人員其實沒有權利掌握新聞要不要出去，所有案件卷宗都要跟長官報告，經過長官批可就能把畫面流給媒體：「這東西出去全部都是以長官的意志為依歸，一個分局負責的案件只要副分局長、分局長核定就好，而他們會傾向希望被看到、分局整體被看到、希望在案件的處理上是有建樹的。」
警界對「形象」的重視，也成為記者榨取機密的極佳施力點。王昱浩說，媒體很需要警察提供畫面來做社會新聞，用行車記錄器、秘錄器充版面，若案件敏感無法提供，記者可以透過「釘」該分局來施壓，例如跑去問民眾這條路是不是常出車禍來製造新聞，讓警方必須加強取締違規或巡邏，增加行政成本──警察與記者互相需要，也因此形成洩密的共犯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