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互相容忍」，是把政治對手視為伙伴而不是敵人。我們或許不同意，甚至很討厭對手，但是我們還是承認他們的正當性，接受他們有存在、競逐權力與統治的平等權利。
所謂「制度性自制」，指的是「耐心的自我控制」，或者「保留不行使合法權利的行為」。它可以想成是「避免雖然符合法律條文但卻明顯違反其精神的行為」。自律規範強大時，即使這麼做嚴格來說是合法的，政治人物不會用盡他們的制度特權吃乾抹淨，因為這種行為有可能危害到現有制度。
作者們在書中條理的分明地描述了世界各國實施民主制度的失敗歷史，從獨裁者墨索里尼、希特勒，到智利、阿根廷、巴西、埃及、泰國、土耳其的軍人政變，再到變調的民選總統，例如委內瑞拉的查維茲，俄羅斯的普京等等。在第三章裡，作者也檢驗了川普，認為他己經符合了專制行為的四個關鍵指標：
(1)拒絕民主的遊戲規則
(2)否定政敵的正當性
(3)容忍或鼓勵暴力
(4)願意箝制對手，包括媒體與公民的自由。
美國的民主制度逐漸弱化的根本原因，就是貧富差距極度的惡化。底層大眾的不滿和憤怒受到不良政客的利用，並被歸責到「邪惡的敵人」時，社會就被撕裂了。本來，中產階級應該是民主維護民主制度運行的主要力量，但是，這個階級的人們也不是沒有先天上的缺陷，關於這一點，法國哲學家托克維爾描述得最為精確（摘自《托克維爾：民主的導師》，柯慧貞譯，左岸出版）：
『美國這塊土地是靠自己奮鬥的人所打造出來的，但白手起家要花的時間頗長。托克維爾引述帕斯卡的話指出：「家世背景好佔有很大的優勢，它讓一個人在十八或二十歲的時候就確定了該走的路，而其他人可能要等到五十歲才具備同樣的條件，也就是出身好可以省掉三十年的努力。」他非常贊成，並且說「這三十年正是在民主制度下有雄心壯志的人所必須克服的。」追求經濟保障和成功的過程也可以把人給累垮，所以到了「有能力做不平凡的事情時，可能己經喪失那種鑑賞力了。」民主社會不可避免的平庸讓他感到憂心，「在我看來，最讓人擔心的就是，雄心壯志可能被個人生活中無止境的小事給吞噬，人的熱情同時也可能減弱消失，隨著時間的流逝，社會看起來會比較安定，但也平淡無奇。」
托克維爾的這個論點適用於各方面，包括在藝術、語言表達上、戰爭上，讓人憂心的是在民主社會裡男女都向內看，只管自己的事，只在乎現在，不在乎未來，只顧私人生活，不顧公共事務。他擔心這種自掃門前雪的態度將讓暴政專制有運作的空間，民主社會的公民將在不自知的情況下被奴役，而且受限制的程度不亞於真正的專制社會。』
當一個國家的多數中產階級僅僅滿足於個人目標的追求時，那些生活困苦、無奈和絕望的底層人民就會不斷召喚出亳無道德感的政客來。於是，我們就見到下面的現象：
在野的時候，民進黨是用「最高道德標準」攻擊執政黨；執政以後，就用「最低道德標準」約束自己，具體原則歸納如下：
1) 瓜田李下無所謂，不違法就好
2) 違法也沒關係，執法可以雙標
3) 實在是拗不動的，就說是個資、列為國家機密
＊作者為科技業、歷史愛好者，關心明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