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讀了我的文章之後，評論說：「你一直寫民主自由這個『爛』制度，請問你有更好的方案嗎？」，「看到異常的現象就說民主不好，卻不去批評那些極權國家對人權的戕害，你對民主有偏見！」不少網友也和他持類似的看法，認為我「不相信民主」、「和民主有仇」。
我想了很久，不明白為什麼寫文章探討台灣政治的亂象就是反對民主。為了「平衡報導」，我特別寫了一篇揭露中共實相的文章，但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許多人覺得我是「反對民主」。
這些天來，我一直很用力地想，總算是想通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我們自幼所受的政治教育是：
我們所信仰的自由民主是「光明善良」的，而共產極權是「黑暗邪惡」的。因為民主的本質是善良光明的，所以一時的混亂只是暫時的現象，最後總會撥雲見日，而共產極權是黑暗邪惡的，所以他們的強大只是一時的假象，光明在最後一定會戰勝邪惡。.... 諸如此類邏輯。
很不幸地，我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洗腦教育，因為不管是什麼制度，並沒有先天上所謂的善良或邪惡，一切的出發點只是「人性」而己。有一個古老的美洲原住民故事是這樣說的：
『很久以前，一位老祖父對年幼的孫子說起人生的事。他告訴小男孩，每個人的胸口都住著兩匹狼，一直互相爭鬥。第一匹性格殘暴，極具侵略性，對世界恨之入骨；第二匹狼則性格和平，內心充滿光明和愛。小男孩焦急地問祖父，後那那匹狼贏了？祖父回答：「你餵養的那一匹。」』
這是在說，我們若是以和解與慈悲對待他人，那麼群體就走向光明，反過來說，若是我們以恐懼仇恨相待，那麼就會走向黑暗——你們願意人家怎樣待你，你們也要同樣地對待人家——這才是普世通行的原理。不論是在歷史上還是今天，「民主」並不是普世通行的準則，也絕對不是理所當然的結果，相反地，我們可以把民主比喻為一株美麗但脆弱的蘭花，必須在陽光、和風、雨露各種條件的配合下才能夠繁盛，若是移到沙漠或是極地的話，它就會很快枯萎。
換句話說，我們「捍衛民主自由」，就是在保護民主自由賴以生存和永續的土壤根基——在形式上的制度以外，追求合理的財富分配（包括教育、醫療、住房的公平）、權力的平衡和制約（公正的立法和司法）、中立而透明的行政（軍方、學校、中選會、NCC）、不受政黨控制或打壓的媒體、高素質而理性的選民、防止被金錢污染的選舉，等等。今天的俄羅斯和菲律賓也有總統選舉，可是我們能說他們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嗎？他們缺少了什麼？
在2018年，有兩位哈佛大學的教授Steven Levitsky和Daniel Ziblatt合寫了一本書，叫做《民主國家如何死亡》（李建興譯，時報出版），在這本書的第五章「民主的護欄」中寫著，除了憲法以外，許多不成文的規則對於民主制度也有著同等的重要性。特別有兩項是民主制度運作的基礎：「互相容忍」與「制度性自制」。
所謂「互相容忍」，是把政治對手視為伙伴而不是敵人。我們或許不同意，甚至很討厭對手，但是我們還是承認他們的正當性，接受他們有存在、競逐權力與統治的平等權利。
所謂「制度性自制」，指的是「耐心的自我控制」，或者「保留不行使合法權利的行為」。它可以想成是「避免雖然符合法律條文但卻明顯違反其精神的行為」。自律規範強大時，即使這麼做嚴格來說是合法的，政治人物不會用盡他們的制度特權吃乾抹淨，因為這種行為有可能危害到現有制度。
作者們在書中條理的分明地描述了世界各國實施民主制度的失敗歷史，從獨裁者墨索里尼、希特勒，到智利、阿根廷、巴西、埃及、泰國、土耳其的軍人政變，再到變調的民選總統，例如委內瑞拉的查維茲，俄羅斯的普京等等。在第三章裡，作者也檢驗了川普，認為他己經符合了專制行為的四個關鍵指標：
(1)拒絕民主的遊戲規則
(2)否定政敵的正當性
(3)容忍或鼓勵暴力
(4)願意箝制對手，包括媒體與公民的自由。
美國的民主制度逐漸弱化的根本原因，就是貧富差距極度的惡化。底層大眾的不滿和憤怒受到不良政客的利用，並被歸責到「邪惡的敵人」時，社會就被撕裂了。本來，中產階級應該是民主維護民主制度運行的主要力量，但是，這個階級的人們也不是沒有先天上的缺陷，關於這一點，法國哲學家托克維爾描述得最為精確（摘自《托克維爾：民主的導師》，柯慧貞譯，左岸出版）：
『美國這塊土地是靠自己奮鬥的人所打造出來的，但白手起家要花的時間頗長。托克維爾引述帕斯卡的話指出：「家世背景好佔有很大的優勢，它讓一個人在十八或二十歲的時候就確定了該走的路，而其他人可能要等到五十歲才具備同樣的條件，也就是出身好可以省掉三十年的努力。」他非常贊成，並且說「這三十年正是在民主制度下有雄心壯志的人所必須克服的。」追求經濟保障和成功的過程也可以把人給累垮，所以到了「有能力做不平凡的事情時，可能己經喪失那種鑑賞力了。」民主社會不可避免的平庸讓他感到憂心，「在我看來，最讓人擔心的就是，雄心壯志可能被個人生活中無止境的小事給吞噬，人的熱情同時也可能減弱消失，隨著時間的流逝，社會看起來會比較安定，但也平淡無奇。」
托克維爾的這個論點適用於各方面，包括在藝術、語言表達上、戰爭上，讓人憂心的是在民主社會裡男女都向內看，只管自己的事，只在乎現在，不在乎未來，只顧私人生活，不顧公共事務。他擔心這種自掃門前雪的態度將讓暴政專制有運作的空間，民主社會的公民將在不自知的情況下被奴役，而且受限制的程度不亞於真正的專制社會。』
當一個國家的多數中產階級僅僅滿足於個人目標的追求時，那些生活困苦、無奈和絕望的底層人民就會不斷召喚出亳無道德感的政客來。於是，我們就見到下面的現象：
在野的時候，民進黨是用「最高道德標準」攻擊執政黨；執政以後，就用「最低道德標準」約束自己，具體原則歸納如下：
1) 瓜田李下無所謂，不違法就好
2) 違法也沒關係，執法可以雙標
3) 實在是拗不動的，就說是個資、列為國家機密
＊作者為科技業、歷史愛好者，關心明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