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翁教授發言以香港的地位作為切入點，提到談統一或任何有關海峽兩岸的政治問題，當時無論在大陸或在台灣，都有種種政治忌諱，不能暢所欲言，而只有在香港，才能提出他們心中的真正想法。因此，香港的存在是否有它的意義？如果不存在了，統一了，是否就不能暢所欲言了呢？
對我來說，一向只以國共鬥爭的觀念去看台灣問題，因此這些意見無疑是對台灣前途問題的啟蒙。它打敗了我思想中的「統一是天經地義」的未經思考的先驗意識，使我認識到任何政治歸屬的改變，若沒有當地人參與，僅由掌權者通過談判或戰爭去決定，都缺乏合法性，也都是人民不能夠接受的。都極可能帶來災難。
更重要的意義，是使我更認識到殖民地香港的存在對兩岸的重要性。許多大陸或台灣發生的事情和政治意見，當時在兩岸都看不到，只有在香港可以傳播；兩岸許多重要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也只有在香港才可以充分討論。而如果我們相信「只有批評才會有進步」的話，那麼我作為一份雜誌的主筆政者的想法就是，要充分利用香港這個言論自由的條件，去促進兩岸的進步。
座談會後，我寫了一份意見書給潘公（潘靜安），表示在兩岸關係中，不應只向國民黨招手，更要聽取台灣人特別是反對派的意見。我不知道這意見書有沒有轉到北京高層。但從其後中共的表現來看，這些意見應該是聽不進去的。（原文發佈於10月18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