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無論「共同富裕」或「三次分配」皆承襲自習近平「製造業不能丟」的反思，藉由鞏固作為「硬實力」的製造業與新興科技產業，推動產業升級與革新發展，同時以各種慈善樂捐活動換取人民認同，為貧富不均等社會問題提出解方，進而建構「十四五」時期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新風貌。
強化監管促進「國進民退」與衍生負面作用
當前「共同富裕」背景下，強化監管恐有以下負面效果：促進「國進民退」、提高企業法遵成本、減緩其發展與創新步伐，以及外商避險情緒升溫。
首先，現今政策重點逐漸轉為「管理」及「控制」，藉由國有資本參股、強化監管與成立黨組等舉措，確保企業不致坐大，可牢牢掌握在黨的管理下，進而落實「國進民退」的「混改制」企業經營型態。
相關作法也呼應李克強9月中旬表示，國家對包含民企在內的各類所有制市場主體「一視同仁」，將積極維護公平競爭環境，希望民營企業對近期監管措施與「共同富裕」不要過度擔憂。儘管現階段以「共同富裕」為名義推動「國進民退」，進而將黨的力量伸入民營企業的情況尚未出現，但觀察近期恆大事件的處置方式，無法否認未來仍有以「共同富裕」促進「國進民退」的趨勢顯現。
其次，中國大陸針對平臺企業的反壟斷與監管措施，主要目的雖是要規範企業經營秩序，長期來看規模較小的企業可能會有更多的擴張機會，但若執行力道過猛，也有可能反而扼殺了產業創新的空間。尤其地方政府做為主要執法單位，後續可能因權力收緊和政策解釋權的擴大使用，而形成產業或企業的經營障礙，誘使企業配合整改，無形當中將提高法遵等行政成本。
其三，在「共同富裕」強化監管下，企業創新將轉趨低調並積極自我審查力求合規經營，間接落實「科技威權主義」；重視反壟斷或將成為ESG 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一部分，例如配合「共同富裕」的「三次分配」政策，將部分營收捐出以響應政府措施。瑞穗綜研的資深經濟學家伊藤秀樹表示，加強監管很可能會壓抑陸企創新意願，傷及經濟潛力。未來如何權衡「社會公平」及「科技創新」的輕重，是中國大陸政府與科技型新創企業未來必須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其四，中國大陸的市場規模對外資具有高吸引力，但其風險正在上升中，北京當前政策方向可能扼殺中國大陸富人的支出及投資。4如部分日商表示，倘若北京當局過度聚焦所得分配，降低富人消費意願，不利日商於當地市場發展，日商將被迫尋找其他具吸引力市場投資。日本軟銀集團社長孫正義表示，由於近期中國大陸政府的監管舉措，該公司將暫緩新投資，觀望約1-2年明確投資風險，掌握監管類型、範圍及對市場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