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美國人以為，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始於1972年理查．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終結2國之間的冷戰。事實上，自美國建國以來，雙方即有互動，互相影響。美國不僅有免費的土地，吸引墾荒者向西前進，中國市場之夢也向美國人招手。美國的思想也啟迪中國人，把他們帶向現代化及外面的世界。美國的科學、教育理論和科技流入中國；中國的藝術、美食和哲學也往外流動。從此以後，雙方人民及其各個政府一點一滴逐步創造了世界上任何兩國之間，最多元──在今天來看，也是最重要──的關係。
現在是重述美國和中國故事的時候了。今天，這2國面對面──稱不上朋友，又還不是敵人──在全世界注視下各自追求權力。除非華府和北京找到合作的方式，否則全球暖化、恐怖主義、核武擴散，乃至經濟等全球關注的問題都無法解決。
美國人最先從和中國貿易往來賺錢，是1783年起至19世紀初期從商業往來賺取的利潤，回頭支撐美國工業革命所需的資金。1830年代，住在廣州郊外迷你商站的40多位美國人大發利市。由於他們的努力，美國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強大的英國。接下來，中國官員展開了後來蔚為傳統的行為：仰望美國、作為對抗中國敵人的堡壘。一路走來，他們提議與美國結盟，對抗英國、德國、俄羅斯（或蘇聯）及日本。
美國的傳教士、中國的勞工 牽起2國的緊密關係
1830年代，第一批美國基督教傳教士抵達中國。雖然他們經常不適當的、被視為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例子，迫使長久沉浸在儒家舊教條中的華夏民族不情不願接受耶穌基督，但他們對中國的發展至關重要。他們與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人一起，提供工具、打破傳統正統觀念的桎梏。他們教授中國人西方科學、批判性思維、體育、工業和法律。他們建立中國第一批大學和醫院。這些機構雖然現已改名，但在中國，仍是同行中的翹楚。美國的女傳教士率先反對殺害女嬰和裹小腳的野蠻習俗，幫助實現中國現代史上最偉大的人權進步。
當美國人把基督教信仰帶進中國之際，華南工人也湧入加利福尼亞淘金。到了1860年代，他們成為美國西部最大的外國出生族群。那些沒趕上淘金熱的人，變成打造大西部的無名英雄。他們疏濬沙加緬度河三角洲（Sacramento River delta），創造歷史上其中一個最肥沃的農業地帶。他們興建半條連通美國東、西海岸的跨越美洲大陸鐵路。他們開設雜貨舖、洗衣房、蔬菜園以及草藥店，他們提供基本服務，若沒有這些奧援，美國人無從征服西部。
被排擠的中國人 反而促成了美國反歧視、留人才的進步
1870年代，主流美國人與中國人翻臉。1882年國會立法通過，禁止中國勞工進入美國，中國人成為第一個被美國人排拒在外的種族團體。然而，中國人並未停止進入美國，而且運用中國商人湊集的錢，雇用美國一流的律師，挑戰許多種族歧視的法律和命令。這些案例對整體美國人的民權進步貢獻極大，譬如：鞏固了1950年代、推動拆除針對美國黑人實施的「分開，但平等」（separate- but-equal）教育制度的運動。
儘管有種族歧視，美國仍是許多中國人可以實現夢想的好地方。中國人在西部各地受到排擠，並非僅因他們是異族。他們勤奮工作，不僅媲美、還威脅到與他們競爭的白人拓墾者，他們影響到一些白人更認真工作。這種在美國茁壯成長、並促使整體美國人更具競爭力的能力，一直持續到今天。
固然有些美國人仇視中國人，其他許多人卻對中國的福祉充滿憧憬和關切。雖然商務活動主宰美國和歐洲、南美洲、日本及其他地方的交往，對這些地方的情感──除了英國之外──都不及對中國深刻。好幾代美國人餐桌上的格言是：「把飯盤吃乾淨，中國孩童都吃不飽呢！」全美各地教會也都有「捐一分錢給中國」的運動。
19、20世紀之交，美國即將躍升為全球大國，華府決策者對中國愈加關注，儘管歐洲列強和日本想把中國瓜分為殖民地，美國卻極力迴護、力保中國領土的完整。美國政治家提議，把中國最優秀人才和美國綁在一起，建立基金在美國教育中國留學生。「庚子賠款獎學金」孕育出許多諾貝爾獎得主、科學家、政治家、工程師和作家，為1920年代及1930年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復興運動布下場景。
同樣這幾十年，美國人迷上中國文化──美食、藝術、詩詞和神秘主義。洛杉磯一位華裔美國女子成為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非白人電影明星。美國人的味蕾接受中式食物。美國大富翁蒐集中國藝術品，成就全世界最偉大的典藏，並在波士頓、紐約、華府、堪薩斯市和舊金山等地捐建博物館，予以收藏。
中日戰爭迷霧 終日籠罩在中美關係之上
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促成中國和美國比的關係比以往更加親密。戰爭爆發之前，全中國約有1萬名美國人；不到幾年，人數激增為10倍。但隨著戰事進展，美國日益覺得中國盟友蔣介石獨裁、無能，更糟的是，他不願和日本作戰。因此許多美國人認為，蔣介石的敵人──中國共產黨──是真正的游擊隊，有如猶太人大衛，力抗機械化的日本皇軍哥利亞（Goliath）。國務院官員相信這個觀點正確，引領美國政策在戰後，不再提供援助給蔣介石和共產黨作戰。
現在我們了解，事實的真相十分複雜。蔣介石的部隊英勇抗戰，承受和日軍交戰90%的傷亡，而非共產黨致力對日作戰。當時美國人也自我安慰，以為美國已盡力協助中國。但美國無數次承諾援助、武器和黃金給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都不曾兌現。
有些歷史學者聲稱，戰後共產黨坐大之下，美國錯失了和毛澤東建立良好關係的機會。但中國近年發布的檔案文件顯示，情形不然：毛澤東還不預備和美國建立親密關係。毛澤東利用仇美心理，作為他革命的意識型態支柱。即使到了今天，毛澤東對美國的偏執意識仍餘音繞裊，影響中國對美國的關係。
1970年代，西方發出訃告、報導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式微，但這句話說得太早了些。幾乎從中國對西方重新開放的當天起，美國的實事求是精神、自由市場的作法及輕微的規範，主宰了中國的經濟改革。美國文化壟斷中國的電影、電視畫面，儘管共產黨打壓，基督教在中國仍極廣泛地復興。美國的價值觀、教育甚至新鮮空氣，受到許多中國人欽羨。從鄧小平以下，每名共產黨領導人至少有一名子女留學美國，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女兒就在哈佛大學念書。
1970年代兩國重新交往時，美國對中國的同情心理再度燃起，美國再度開始協助中國富強。此後，攸關中國的崛起，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美國更重要了。美國的開放市場、開放大學和開放社會，成為中國恢復偉大最關鍵的外國推進因素。同時，中國也讓美國對其重新產生想像力，並以無處不在的3個字進入每個家庭：「中國製」（Made in China）。
對本書的中國讀者而言，現在也是重新評估中國和美國關係的適當時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扭曲了美國和中國兩百年的交往。中共讓中國人相信，美中關係初期，美國陰謀殖民中國，其行止沒有比舊歐洲甚至日本等帝國主義大國高明。在中共教導下，中國人認為美國的慈善動作都是詭計。中國版的二戰歷史，一筆抹銷美國人的犧牲。中國人聽到的是，中國擊敗日本、不是美國擊敗日本。至於韓戰，至今，中國教科書仍堅稱，南韓在美國支持下開啟戰火。其實是北朝鮮在史達林和毛澤東撐腰下發動戰爭。過去50年，這些相同的教科書還說，美國試圖壓制中國。
相互競爭又彼此合作 熱望與失落交錯的愛恨情仇
雖然共產黨不會公開承認，但仍有許多中國人私下表示，美國在中國崛起過程中的確扮演了某種角色。事實上，中國恐怕也比其他任何國家更受到「大美盛世」（Pax Americana）的庇蔭──這是美國及其盟國在二戰之後建立之自由貿易的安全通航水路，以及全球化金融市場的制度。雖然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令人驚佩，直到2001年後因為美國引領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才崛起為全球貿易大國，並非偶然。遭禁錮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曾說，中國「需要一種強有力的異質文明所帶來的具有威脅性的刺激與挑戰，需要遼闊的、澎湃的汪洋大海來襯托其封閉與孤立、沉寂與渺小」。美國扮演了此一角色。
年復一年，中、美2國更加緊密地結合。1990年代以來，美國就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2015年，中國超越加拿大，成為美國最大夥伴。太平洋兩岸的科學家在許多領域合作──對付癌症、分解基因、尋找乾淨能源、研究原子粒子、發現新藥──比起全世界任何2國的合作都更密切。在美國和中國，及美國人和中國人於全世界的合作、競爭之下，這兩個大國的關係十分錯綜複雜。
若要用一個模式形容如此令人難以理解的複雜性，或許可用佛教輪迴的概念來描述。雙方都經歷狂熱的魅力，產生希望，然後卻失望、排斥和厭惡，可是終究又回到相互傾倒。19、20世紀時，美國傳教士幻想，可把中國渡化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國家，此時，北京朝廷命官依賴美國，保護中國不受歐洲帝國主義和日本的掠奪。這兩個希望都沒有實現。但隨著歷史之輪每次轉動，新期望和不可避免的幻滅都交互出現。
目前，美國人已進入熱情幻滅的階段，他們的觀點已被經濟和戰略顧慮所遮蔽。這一派論述認為，中國偷走美國人的就業機會、竊取美國的機密、堆高美國的債務，而現在又策劃要把美國海軍趕出西太平洋。在美國人的想像裡，中國已非美方仁慈的對象、反而變成焦慮的源頭。前往萬里長城、紫禁城和秦始皇陵寢參觀，一度是好幾代美國人出國觀光的首選。今天，到中國旅遊的美國人數已經走平，輿論對中國也迭有惡評。
中國人也感到失望。中國領導人期待美國在太平洋讓出空間給中國。1970年代，美國高官向他們擔保，美國會從南韓撤軍，中國若要收復台灣、完成統一，華府不會干預。許多中國人也已經厭煩，美國人動輒教他們該怎麼做事。同時，其他中國人明瞭，他們正失去許多美國人的善意，這使他們遲疑。美國人自問，是否給了中國太多之際，有些中國人也開始自問，是否把美國推太遠。這些起伏跌宕的根源也在歷史中。兩國經常激烈爭吵。不過，無可抗拒、也無可避免地，他們又被拉回到相互合作。結果就是，2個大國纏抱一起，誰都不能脫身。
＊作者潘文（John Pomfret），擔任《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記者長達20年，從事戰爭、革命與中國相關報導，曾經入圍普利茲獎，並獲得多項新聞獎，包括2004年奧斯本．艾略特亞洲傑出報導獎（Osborn Eliott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Asian Journalism）。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美國與中國：十八世紀末以來的美中關係史》（遠足文化），本書獲2017年亞瑟．羅斯圖書獎（Arthur Ross Book Award）金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