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瓦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程映虹就這個決議的文本指出了兩個可能性： 第一， 以習近平路線為綱重新梳理一遍黨史，強化習近平在黨史中的正統地位，尤其會強調習近平和毛澤東等「第一代」中共領導人的直接繼承關係，會進一步淡化過去曾經有過的對毛澤東時代災難性路線和政策的反思，強調那個時代的艱辛探索和今天民族復興的關聯。
第二，在一貫的革命話語之外強化民族主義話語，把中共革命的歷史合理性和統治的合法性說成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的延續，以歷史敘述來強化自己的合法性。
「中共近年來一直強調說過去的革命是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現在的體制是為了延續中華文明，不再強調階級壓迫、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等等， 所謂『復興』和『崛起』都是從這個角度來說，」程映虹教授說。
「這個話語現在已經到了把中共等同於中華民族、中國文明和中華文化了，而在過去，則主要是代表階級。現在這個黨、這個體制就是『中國』、『中華』等等的道成肉身。對於外國人來說，要理解這種歷史敘事也很簡單：就像在你的國家，一個執政黨或者一屆政府把它自己說成是這個國家、這個文明、這個文化本身。」
文革研究專家、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宋永毅指出，實際上，習近平在年初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已或明或暗地推翻了否決了鄧的第二個決議。他說，縱觀習版《簡史》並與鄧的《歷史決議》做詳細比較，不難看到編者釋放出了一個為「文革」翻案的極其危險的信號。它首先蓄意混淆「教訓」和「經驗」的界限，在哲學上和邏輯上把文革的「沉痛教訓」暗度陳倉改為「寶貴經驗」。
它然後用「探索」和「曲折」等模糊的和極不嚴肅的字眼來為毛澤東和執政黨該負責的「文革」等政治災難開脫。最後，它又利用「文革」時期個別和局部的所謂科技和經濟的「偉大成就」來沖淡和抵消全局上的政治災難和經濟損失， 宋永毅分析稱。
「在整部習版《簡史》，編者最不想否定的是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獨斷等專制的領導作風。這其實正是習近平最近十年來身體力行之所在，」 他說。 「當然，在明裏，習版《簡史》仍然承認文革是一場『內亂』， 這又使習版《簡史》常常不自覺地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使人貽笑大方和不忍卒讀。」
第三個歷史決議：掃不進歷史的垃圾堆？
針對這份即將出爐的文件文本本身，蔡霞教授分析稱它會是個「四不像」的東西。
她解釋說， 第一，所有真正需要黨深刻思考、總結反思的痛點都不敢觸碰，最多就是簡單陳述下，毛澤東讓中國人站起來、鄧小平讓中國人富起來了、習近平讓中國強起來了，像流水賬一樣擺一擺過去的歷史； 第二，決議想做出一個結論又不敢推翻前面的結論，更不敢深入思考，因此所有的結論都會從習近平這十年來做，評功擺好，差不多就是十九大報告的樣子，再加上最近的防疫； 第三，絶對不會有任何思想性學術性可言，沒有任何的歷史高度，除了一堆垃圾語言外，不會有任何東西，因為語言表達習慣還要符合習近平的文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