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近代、現代兩部『思想史論』中，已經為我們劃了三個「圓圈」。我這裡不妨再續一圈。七０年代末，鄧小平否定文革、「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未幾便「反精神污染」、「批自由化」，八０年代晚期激出學潮後，乾脆武裝鎮壓，此後高壓維穩、鉗制言論、封鎖網路、特務統治，中國大陸倒退至比「文革」前還要落後的體制。
這當中的種種「圓圈」，大圈套小圈，荒謬驚駭，試列舉如下：
政治上從「廢除終身制」倒退至「八老拍板」、「垂簾聽政」；從「幹部知識化年輕化」倒退至一口氣指定「兩代接班人」、「太子黨」掌權；從廢除「反革命罪」倒退至「秘密羈押」合法化。
在佔有制上，從全民所有制倒退至「權貴資本主義」；從四九年剝奪「一小撮」地主資本家，倒退至兩千年之後剝奪中國十幾億人民；從「解放」前抨擊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文革中毛澤東號召「打倒走資派」，倒退至毛的繼承人「八老」 家族的26個後代（紅色貴族）控制整個中國的經濟命脈……。
若再放大一點視角，這個「圓圈遊戲」，則是從毛澤東的「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倒退至洪秀全的「天朝田畝制度」；而陳雲的所謂「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靠得住」，則不僅突破了毛澤東的「黨天下」，也倒退至封建王朝的「家天下」，甚至就是滿清「八旗制度」的「族天下」。
李澤厚強調的「必然性」（經濟基礎），邏輯地延續到世紀末他強調的「經濟為本」、「大家不愁飯吃」、「不要關心政治」（與劉再復對談《告別革命》）。其實，不是連西方政治領袖（如克林頓總統）關於經濟發展必定給中國帶來「民主化」的預言也落空了嗎？整個西方的「現代化論說」，都套不上中國的發展模式。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之後，竟未能產生一個有政治訴求的「中產階級」，而全國三十萬個「千萬富豪」只占總人口的0.023%，貧富差距從改革初期的4.5：1擴大到12.66：1，基尼係數突破警戒線。「吃飽飯」與「基尼係數」，孰者保守激進？哪個更準確地描述「經濟基礎」？
救亡壓倒啟蒙，石破天驚
李澤厚談起他的學術生涯，才開始眉飛色舞。他說任繼愈是他的恩師，把借書證給他用，一次能借三十本書（學生只能借五本）；有時候還接濟他錢，五塊、十塊的，他寄給長沙的堂妹；「我一生敬重他。」
五五年「肅反」中他挨整一年，卻寫出七篇近代史人物論文，五七年合集交上海出版，「當時哲學所很多人，連文章都沒發表過。」蘇聯漢學家齊赫文斯基有一本關於康有為的書，在序言裡提到「中國年輕的史學家李澤厚」，而他當時只是一個二十八歲的「實習研究員」。儘管他的戊戌人物研究在中國已是最高學術水平，然而1958年召開的「戊戌變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他根本沒有資格參加。五０年代中國史學界，仍是范文瀾、吳玉章這些「解放區來的」史學家的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