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的思想史研究，顯然被限制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框架內，但他達到的那個著名結論「救亡壓倒啟蒙」，在中國大陸史學界則顯然是「石破天驚」。他起步就從康有為、譚嗣同拎出一條線索，真真是激蕩近代中國百年的一個命脈—旅居美國的史學家余英時，也是從康、譚發端，梳理至「五四」以降，提出「中國近代以來的激進化思想」，在學界和民間均影響巨大。另一位旅美思想史家林毓生，從「五四精神」剝離出一個「全盤反傳統思想」，最終也追溯到康、譚。儘管李澤厚的「救亡」，在余英時那裡恰好是「狂飆激進」的淵藪；而他的「啟蒙」，在林毓生那裡偏又正是「反傳統」的肇因。
每次從李澤厚家出來，我跌進北京的暮色裡，蹬著自行車，隨著車流往家趕，卻不免心潮澎湃。我這一代中國人，剛剛經歷了短促的三十年閉關鎖國、饑餓貧窮、運動折騰、冤獄遍地，到八０年代天亮醒來，只覺得七十年前的那個「五四」，猶如一輪日出，乃是現代中國的一個清清亮亮的開端，卻被一撥又一撥軍閥、獨夫、梟雄輪番玷污、遮蔽了！在天蠻地荒之後，五四巨靈們又豈是我們可以望其項背的？這是我們唯一夠（搆）得著的歷史遺產。我們拒絕得了「五四」嗎？
正是從「五四」那裡，穿越七十年時間隧道，神秘地傳來一股感應，八０年代知識份子都開始談起「文化」來，隱隱地又彷彿是一種「救亡」的氛圍。而且，大家都覺得談「文化」正是一種「啟蒙」，啟「封閉」、「落後」、「病弱」之蒙，同時也是「救亡」，救文明之亡、人文之亡、人性之亡；不啟蒙才會「亡」呢！
這大概就是被稱作「思潮」的東西，但要到幾年以後，經歷了那次「文化熱」，以及接踵而來的一場政治流血，我才會明白。1986年，我寫了〈沉思在文明暮色中的哲人——李澤厚剪影〉，發表在《報告文學》雜誌6月號。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