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雖然需要普羅大衆，但鼓舞群衆使他們敢説敢想敢造反的精英份子，卻往往必須在租界的蔭庇下策劃革命。
沒有租界，便沒有中國的革命。這個看似荒謬的辯證關係，卻是一個歷史事實。
收拾租界的使命
不僅革命志士需要租界的蔭庇，就是文人作家也只有在租界的保護下，才能獲得創作自由。被毛澤東捧為「文化巨人」的魯迅，后半生是在上海租界内度過的。中共建國后，租界不存在了，文人作家也就失去藏身之所。在歷來「運動」的衝擊之下，不甘受辱的，只好投水的投水，自殺的自殺。忍得住羞辱的，也只能灰頭土臉的過日子，更別説創作了。如果說，租界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則這些文人作家當年似乎還能在恥辱中苟延性命，但在沒有了租界的中國土地上，他們卻活不下去了。這説明了什麽呢？
誠然，租界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租界的存在從正面從反面激起了革命思潮，孕育了革命的種子，可是革命成功之日也就是租界的生命結束之時。租界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革命志士亦須完成收拾租界的使命。這是一個必須兌現的民族主義諾言。
在抗戰結束之前，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長宋子文就照會英國駐華大使，聲明中國保留收回九龍租借地之權。中共建政後，本著「暫不收回，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使香港得到了續命湯，成爲中國碩果僅存的最後一個租界。
租界在中國成爲歷史名詞後，港九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膨脹。
一九四五年，港九人口只有六十萬，一九五三年已超過兩百萬。從一九八二中英談判，經過八九六四，到九七「大限」期間，香港也陸續有過向外的移民潮，其中不少人是爲拿外國護照當護身符后返港，加上大陸來港人員的填補，香港人口的波動不大。九七後人口仍有繼續上升的趨勢。
無可取代的「價值」
現在的情況又有不同。2020年初，香港人口仍有近750萬人，大陸的港區國安法2020年六月頒佈至今，香港移出人口近九萬人，主要是擔憂「一國兩制」已名存實亡。所以最常見的情形是由老一輩留守香港，扛起魯迅所説的「黑暗閘門」，讓兒孫輩到外面去尋生路。這也是我們近日在香港機場常見的情景。
當然，大陸人口的移入很容易填補香港精英移出造成的空缺。
靠攏港府的文化人不免要嘲諷那些移居英國的港人將面對倫敦老舊的地鐵，不良的治安和生活中的諸多不便，但老舊的英國至少還保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沒有禁忌的文史教育，這是目前國安法統御的香港無法提供的。
張愛玲最後獨自在加州洛杉磯的公寓裡，走到人生盡頭。我們從她當年對大陸的不祥預感來看， 目前的香港會有更大的毀壞到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