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更大毀壞就要到來 ——張愛玲
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汪政權時期，張愛玲在上海寫小説而一舉成名，當時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傅雷曾以「迅雨」筆名，寫文章規勸她最好「韜光養晦」，等到「河清海晏」之後再出來發光發熱。可是篤信「成名要趁早」的張愛玲並不領情。
大陸易手後，張愛玲曾在上海待過一段短時間，也應上海宣傳部長夏衍之邀，參加了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張愛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夾在幾百位穿列寧裝的作家同志之間，顯得相當突兀。她也嘗試過寫「無產階級」的故事，寫了長篇小説《十八春》和「舊社會」的婢女《小艾》，但并不成功。對那種講典型、套公式的社會主義新文學手法，她唯一的感覺是格格不入，無所適從。
借著小説人物，張愛玲倒是敏銳的觀察到：「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憑著小說家的直覺，她很快感到氣氛不對勁，意識到她所熟悉的舊世界，她所瞭解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更大毀壞就要到來。所以她設法出走，有驚無險地去到了香港。
當初勸她在汪政權之下「韜光養晦」，等待「河清海晏」的傅雷，解放后反而沒有張愛玲那麽幸運。在經歷了反右、文革的一連串羞辱折磨后，傅雷與妻子一起在上海家中自殺身亡。
革命志士的庇護所
在中國近代史上，租界曾是革命志士的庇護所。
鴉片戰爭之後，一位上海和香港洋行的買辦王韜，根據歐游觀察所見，著書立説，倡言變法。他强調，船堅炮利只是西洋的皮毛，應該學的是船堅炮利背後的一套法律和憲政制度。他的著作《弢園文錄外編》在上海租界和香港大行其道，在中國内地卻是一本禁書。另一位上海洋行買辦鄭觀應出版了《盛世危言》，力陳變法維新應從制度著手。他認爲中國人應取法英國的君主立憲，有議院則民志可伸，「無議院則君民之間，勢多隔閡，志必乖違。」王韜、鄭觀應的書在香港大行其道的時候，有一個醫科學生孫逸仙深受影響。孫北去上海，會見了他所仰慕的這兩位洋行買辦，孕育了他心中振興中華的革命大業。
共產革命萌芽時期的一個學生組織「新民學會」會員蕭三曾回憶，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也是少年毛澤東愛讀的一本書。
這就顯示出租界與革命的關聯了，因爲言論和出版自由只有在租界的蔭庇下才能存在。
不但如此，在清朝時期，國民黨的志士必須在租界内集會，密謀推翻滿清。在軍閥統治和國民黨時代，共產黨的志士也必須在租界内集會，密謀起義奪權。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在上海法租界内舉行的，擔任會議主席的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張國燾。不僅政黨的會議必須在租界舉行，就是學生運動的集會，也須在租界召開。五四時期天津學生聯合會由周恩來、鄧穎超領導的核心組織「覺悟社」，一九二零年一月三日在「維斯理堂」地下室開秘密會議時，成員還特別説明會議地點是在法租界内，「因當時中國地區已戒嚴，愛國運動被鎮壓，毫無自由。」自由誠可貴，但自由只能在租界裏找到。這是因爲中國巡警不得進入租界，中國法院的判決，在租界内無法執行，因而才保存了中國革命的種子。
革命雖然需要普羅大衆，但鼓舞群衆使他們敢説敢想敢造反的精英份子，卻往往必須在租界的蔭庇下策劃革命。
沒有租界，便沒有中國的革命。這個看似荒謬的辯證關係，卻是一個歷史事實。
收拾租界的使命
不僅革命志士需要租界的蔭庇，就是文人作家也只有在租界的保護下，才能獲得創作自由。被毛澤東捧為「文化巨人」的魯迅，后半生是在上海租界内度過的。中共建國后，租界不存在了，文人作家也就失去藏身之所。在歷來「運動」的衝擊之下，不甘受辱的，只好投水的投水，自殺的自殺。忍得住羞辱的，也只能灰頭土臉的過日子，更別説創作了。如果說，租界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則這些文人作家當年似乎還能在恥辱中苟延性命，但在沒有了租界的中國土地上，他們卻活不下去了。這説明了什麽呢？
誠然，租界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租界的存在從正面從反面激起了革命思潮，孕育了革命的種子，可是革命成功之日也就是租界的生命結束之時。租界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革命志士亦須完成收拾租界的使命。這是一個必須兌現的民族主義諾言。
在抗戰結束之前，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長宋子文就照會英國駐華大使，聲明中國保留收回九龍租借地之權。中共建政後，本著「暫不收回，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使香港得到了續命湯，成爲中國碩果僅存的最後一個租界。
租界在中國成爲歷史名詞後，港九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膨脹。
一九四五年，港九人口只有六十萬，一九五三年已超過兩百萬。從一九八二中英談判，經過八九六四，到九七「大限」期間，香港也陸續有過向外的移民潮，其中不少人是爲拿外國護照當護身符后返港，加上大陸來港人員的填補，香港人口的波動不大。九七後人口仍有繼續上升的趨勢。
無可取代的「價值」
現在的情況又有不同。2020年初，香港人口仍有近750萬人，大陸的港區國安法2020年六月頒佈至今，香港移出人口近九萬人，主要是擔憂「一國兩制」已名存實亡。所以最常見的情形是由老一輩留守香港，扛起魯迅所説的「黑暗閘門」，讓兒孫輩到外面去尋生路。這也是我們近日在香港機場常見的情景。
當然，大陸人口的移入很容易填補香港精英移出造成的空缺。
靠攏港府的文化人不免要嘲諷那些移居英國的港人將面對倫敦老舊的地鐵，不良的治安和生活中的諸多不便，但老舊的英國至少還保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沒有禁忌的文史教育，這是目前國安法統御的香港無法提供的。
張愛玲最後獨自在加州洛杉磯的公寓裡，走到人生盡頭。我們從她當年對大陸的不祥預感來看， 目前的香港會有更大的毀壞到來嗎？
中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改革開放，對香港「充分利用」，結果是經濟突飛猛進，大城市紛紛崛起，對香港的依賴不斷降低，香港的利用價值也相對減少。九七年回歸時，香港經濟產值佔中國GDP的比率仍高達18.4%，現在已不到3%。這是近日中共對香港頤指氣使的「底氣」所在。
對中共來説，在東風壓倒西風的趨勢下，香港這個大城市的「國際性」會日漸消褪，英國普通法的傳統也將一點一滴的開始式微。制度、法律、經貿溝通機制方面的接軌障礙，不難排除，「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計劃的實現，也就指日可待了。這是中共的如意算盤。說起來，香港還是實現中國夢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呢。
雖有2019年的示威騷亂和2020年Covid-19的來襲，香港初始股的市場募資在全球排名數一數二，也是資金净流入的地區。這是金融界的精英信心堅定不肯離去的原因。從世界競爭力的角度來看，2021年在六十四個經濟體中，香港排名第七。在政府效率和商業法規上，香港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營商環境。這些當然都是值得重視的價值，也是目前大陸城市無法取代的。
社會思想家Lewis Feuer在《帝國主義和反帝心靈》一書中，曾把帝國主義划分爲「進步的」和「退化的」兩大類。英帝國是他歸於「進步的」一類。從百餘年香港的演進，我對他的觀點是信服的。
香港當初作爲中國領土上的最後一個租界，它的命運是否已經注定？
最近中國出現了以恆大為首的地產大泡沫。這是過去十年來在當今領導人的眷顧下形成的。巨額債券違約，能源電力嚴重短缺，國產總值的急劇下滑，似乎顯示中國經濟有可能陷入困境。在《紐約時報》寫專欄的諾獎經濟學家保羅· 克魯曼也擔心中國經濟也許會有「大麻煩」。
香港會不會因此被拖下水？還是會再次浴火重生？我們只有拭目以待了。
＊作者為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亞洲研究博士，著有檢討中共從蘇聯模式到文革「唯意志論」發展策略的《現代化與中國共產主義》，評論集《錫雍的囚徒》（允晨文化），《憤怒的雲》（當代），《誰怕吳國楨》（允晨文化）等。前香港《九十年代》「自由神下」專欄作者，2005年自紐約聯合國總部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