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邊浩，日本政治學者，法政大學名譽教授、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日本學士院會員。専門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亞洲政治思想史，師從丸山真男（二戰後日本影響力最大的政治、思想學者）。2017年曾來台擔全中研院傅斯年講座，主題為「日本與中國的思想交錯─以19世紀為例」
老朋友渡邊浩來，在住所聊了一會兒閒天。
他真是一個心無旁鶩的學者。剛開始閒聊，他就談到他最近在學士院的演講，內容是「江戶時代的遊藝」。他說，江戶時代中期以後，大約17、18世紀的日本社會上流行「遊藝」，遊藝的內容包括茶道、花道、儒學、俳句等，不同身分的人都去參加，形成一個一個的「社」。更重要的是，這種「社」後來在明治維新的時代，轉化成為思想與政治性的社團，比如明六社等，同時也形成各種會社。由此他聯想到哈巴馬斯所謂的「公共領域」問題，他說，雖然江戶時代的「社」並不是哈巴馬斯所討論的議論政治問題的空間，也不一定受到法律和政治的庇護，但是這種結社還是有一定意義。
我向他提了幾個問題：第1是這種社團，並不像歐洲的咖啡館等討論政治問題，在當時是否能夠起到公共領域的作用？第2，中國雖然也有晚明那種東林、復社這樣的結社，但在明代前期和清代，大多數時間裡並沒有這種從思想上自由結社之風，那些書院和詩社也不像日本那樣，可以有不同身分、不同階層、不同性別的人共同參加，而是往往根據身分與性別分得很開，所以不一定能起到近代社會公共領域的作用。我認為，中國近代公共輿論生成的組織基礎，不在這些社團，而在新式學校、近代報社、各種幫派（如青紅幫）以及地方性組織（如北京之湖廣會館）。
第3，我特別向他解釋，他所說的日本江戶時代學習俳句，倣傚松尾芭蕉，大名、游女、商販、儒生可以一同參加，收集俳句的集子也會把他們的作品統統收入，不分彼此上下。但在中國卻不太一樣，中國的階層與身分的界限很清楚，比如「戲子」就不能上殿堂，「妓女」就不能公然登堂入室，女性可以寫詩作畫，卻只能入「閨閣」一類；第4，從這種所謂公共領域的狀況看，一方面中國傳統社會階層、性別、學術的分別很清楚，另一方面，在中國構成彼此認同的紐帶是「同」，比如同宗、同鄉、同年、同榜、同學、同好等，這種社會關係使得他們有階層利益的考慮，而不容易打破階層身分進行徹底改良，瓦解傳統的社會關係。
一道去不忍池旁的東天紅中餐廳吃自助餐。我們夾雜用中文、日語和英文談話，居然也能夠談得很深入。也許是因為有共同關注的學術問題和共同信仰的自由思想吧。他說，他和我交流不多，專業也不一樣，語言也沒有那麼通，但我們共同點非常多，比如，我們都不喜歡福山、柄谷行人、酒井直樹的那些新潮說法，也非常警惕新左、新儒和看似後現代的那些理論。他送給我一篇文章，裡面內容很有意思，他指出近代社會轉型，按照托克維爾的觀察，往往會朝著一個方向走，即取消地方勢力，加強國家集權，出現專制強人。法國（建立法蘭西民族國家，強化皇帝的權威）如此，日本（尊王攘夷，撤藩置縣）也如此。然而他認為，中國在宋代已經如此（我認為應當是秦漢），所以這並不一定是「近代轉型的必然途徑」。他說，去年他在法國作這一主題的演講，法國人相當不滿，他們尤其不滿的是，怎麼可能中國出現這一趨向，會比法國更早！
我哈哈大笑，說也許法國人混淆了「早」和「好」之間，是不是早就一定是好？中國國家轉型的先一步，未必就是好事，法國人不必如此介意。他同意我的看法，並且指出，法國學者仍然有「早」即「好」的進化論習慣，更有歐洲優越的自尊心。我們兩人都強調歷史研究中，各國背景差異的重要性，所以喝咖啡的時候，我給他講「山中人」和「山外人」的差別，以及中國國內學者與國外學者在有關中國崛起、現代性批判、國家主義和世界主義各種論述方面的不同，他相當贊同我的看法。
通達的學者一樣通達。簡單的午餐後，他執意要帶我去江戶日本的中心日本橋，他說，日本橋那一片地方，既是傳統日本江戶的中心，也是摩登東京的中心。那裡有種種非常時尚和傳統結合的東西。我們先到臺灣人開的誠品書店，渡邊浩說，日本影響臺灣很厲害，而這是臺灣唯一影響到日本的象徵；然後又到17世紀就開始的三越百貨，在那裡我才搞清楚，原來三越與三井是一家。20世紀前葉修成的西洋式樓宇，現在看上去還是相當壯觀，三越裡面高大的「天女」塑像，是藝術家佐藤玄玄用十年時間在1960年完成的，矗立在一樓大廳，極為高大，看上去就像佛寺裡面的觀音，只是裝飾過於華麗而且色彩繽紛，現在已是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作者為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曾任日本京都大學、東京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台灣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或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是東亞及中國的思想、文化與宗教史。著有《增訂本中國禪思想史》、《中國思想史》（兩卷本）、《宅茲中國》、《想像異域》、《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等。本文選自作者作品《東京劄記2020》（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