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做了中共第一份歷史決議——《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在鄧小平的指導下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是中共第二份歷史決議。
「兩份歷史決議有一共同點，就是在中共處於歷史轉折關頭，以『歷史決議』形式，通過清理過去的歷史遺產，確立領導人的思想和政治路線，由此開闢一個新局面，將中共帶入一個新時代。」 中國獨立學者鄧聿文在《紐約時報》上說。
「大掌舵」經濟——黨和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
習近平領導新階段已經開始。其特點是，習近平將更積極地親歷親為日常工作；而在功能上，「這意味著不斷發展的國家驅動的『大掌舵』（Grand Steerage）經濟模型將繼續。」
習近平深信不疑的是「黨擁有引導整體經濟的資源、手段和經驗。他進一步認為，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所能作出的抵抗微乎其微，政府可以推動市場經濟朝著它想要的方向發展。」這篇文章說。
「我論述政府掌舵或偉大的掌舵（經濟），大約是在五、六年前開始的。」諾頓對美國之音說。
「當時很明顯中國的高科技產業政策正通過使用一系列新設計工俱全面實施以適應市場經濟。換句話說，它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了規劃，但完全不是老的蘇聯式的與市場力量背道而馳的計劃經濟，而是一些具有技術革命目標的計劃者，他們試圖塑造經濟成長並適應技術革命的方式，使用國家行為作為市場經濟中的重要行為者，但也使用資金和稅收減免以及其他與市場經濟兼容的工具。」
「讓我印象深刻，而且現在仍然絕對如此的是，在過去一兩年裡，令人震驚的是這個目標怎樣超越了最初的簡單高科技目標，變得更廣泛、在某些方面更矛盾，」諾頓說。
現在，甚至連家庭生活都被納入了習近平要控制的範圍內，「習近平說，學生不應該承受這麼多壓力。但是，你知道，就在幾年前，培養高科技技能和採用高科技經濟意味著一切，」 諾頓問道，「國家要怎麼指導對這些事情的選擇並加以控制？這是我認為還有待觀察的事情。對此他（習近平）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沒有任何明確的版本。
諾頓是一位專攻中國經濟的美國學者。1995年他在《出於計劃的成長：中國經濟改革，1978-1993》（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一書中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缺乏遠見的情況下完成的。它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商業激勵措施試驗的混合結果。
他在10月13日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布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研究報告中，撰文揭示了中國如何從混合市場經濟轉變為黨和政府控制的「大掌舵」背後的六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