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重啟的大轉型，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三次改革開放」，連同此前兩波「改革開放」，一個半世紀裡，它們風雨兼程，構成了秦漢大轉型之後，兩千年來中國歷史上最為重大的變革。時至今日，本當是最後收束時段，期期於踢出臨門一腳，卻沒想不進則退。不僅「改革空轉」，虛與委蛇的「假改革」流行，而且，打著改革旗號的「反改革」，不期然間，均同時出現。
猶有甚者，「WG」（文革）勢力沉渣泛起，從懷念那個扭曲時代的審醜起步，已到公然否定「改革開放」的地步。實際上，不惟難見「進一步改革開放」，而且，政道理念與治道策術方面多有倒退之跡。因此，號曰「改革開放」四十年，改變中國，影響全球，可照此後退之趨勢，大家不得不擔憂會否回到M（毛）時代，那個億萬國民觳觫偷生的酷烈人世。因而，當下時代急務，如執政黨及其領袖所宣諭，既在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則必須首先奮起保衛「改革開放」，捍衛「1978」。否則，不進則退，伊于胡底。
為何必須「保衛改革開放」
在「改革開放」這面大旗下，過去四十年間，基於現代性方案、旨在解決「中國問題」而逐漸凝聚成型的基本共識，不少已然遭到顛覆或者拋棄。例如，全體國民政治上和平共處而非敵我兩分的國族理念，著重於民生而非僅只國家主義光榮政治的價值導向，集體領導的權力配置與逐步走向政治改革而非重歸個人崇拜與強化威權統制的大轉型進路設計，內政導向的富強國策及其以建設與發展為中心而非過早大投入介入全球治理的立國路線，積極融入並建設現代世界體系而非東懟西懟的國家理性，凡此種種，這幾年間均且多所修正，甚至名存實亡，而偏離了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改革開放」路線。事實證明，上述共識基於百年立國的生聚教訓，實為國族自強更張、文明復興的底線，而顛撲不破者也，豈能扭曲拋棄。由此，它催逼出了必須保衛「改革開放」這一時代急務。
「民權元年」以還十年，高層看起來大致謹慎，在庇護金字塔尖的百分之一大撈特撈的同時，卻又多少展示了努力與社會和解的基本善意。也正是在此時段，社會與思想乘隙獲得了一定的發育空間，權力與權利的平衡意識逐漸影響官民兩界，而這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理念起步，也是以「高抬貴手」的方式在夯實其社會基礎。
最近幾年間，（某些地方基層）執政風格仿佛一改前轍，公子哥派頭羼雜地痞習氣，而日益粗鄙化。它立基於公開的血統論，訴諸製造公民等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鋪張赤裸裸的國家主義，強化旨在排斥大多數公民分享政治的專政格局，而分享政治與政治的分享性本當為逐漸趨近之公民理想，也是必當恪守兌現之國家理性。置此情形，中國遂成「政治後裔」們的政治殖民地和Z家大觀園私宅。權力過度伸展之際，社會發育終止，思考自由遭受重創，而黨政一體、黨國一體、軍政一體、經政一體乃至於君師一體的國家形態，卻大步回歸，在此百年難逢之和平時代的某些領域造成了某種「准軍管狀態」，實乃匪夷所思。由此，它催逼出了必須保衛「改革開放」這一時代急務。
猶有甚者，大家必須清醒認識到的是，中國過往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積攢的家底子，幾年來支撐起了政制鋪展及其外向格局，實際上卻多所揮霍。照此內政日緊趨勢與外向型國家政策取向，錢不會自動從天上掉下來，終有難以為繼之日。
鑒於蕭條前景的現實可能性，可見未來時光裡，會不會出現諸如委內瑞拉式的家當揮霍殆盡之情形，而導致全面蕭條，實在亟令吾人高度怵惕。此刻有錢，是過去幾十年慢慢積攢下來的，皆為民脂民膏，自當首先用於內政民生。而目前的外向型政策，伴隨著民資外逃、民企投資斷崖式下降、國企效率不振、國民經濟信心低落等等，坐吃山空，是早晚的事。那時節，收不上銀子，不僅難言維穩，遑論民生，還可能引發非常政治重來。時不時的，「打土豪分田地」之囂嚷震天而風聲鶴唳，以及更為不堪之「徹底消滅私有制」云云，令好不容易剛剛過上幾天好日子的良善國民膽戰心驚，其因在此。
實際上，1978年之重啟「改革開放」，其動機之一，也是一種權宜之計，就是以「改革開放」為「聚財之道」，而終究指向富強願景。如果連這一條基本共識和維繫政治合法性的兜底之處都難再保的話，那麼，吃緊之際，面對財政困境而利用「打土豪分田地」的狂躁以竭澤而漁，殺肥，亦且絕非不可能。置此情形下，不明就裡與別有用心地緬懷「WG」，回到「WG」，就可能成為一種選項。君不見，有人鼓噪「建國一百周年時向全世界宣佈，中國廢除私有制，進行第二次公有化」，以及什麼什麼理想「就是廢除私有制」等等，凡此一經發酵，與失意草根的憤懣兩相激蕩，而可能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動亂，亦非聳人聽聞。由此，它催逼出了必須保衛「改革開放」這一時代急務。
而說一千道一萬，之所以今日亟需保衛「改革開放」，就在於放眼世界體系大歷史，迄而至今，中國這一波大轉型尚未完成，有待接續奮鬥，正處於收尾時段。換言之，「現代中國」的立國進程尚未完結，既有政體不過是一種過渡政體，作為這一政體表徵的現行憲法，只能是一部臨時憲法。必要等到立國進程結束，「現代中國」完型，中國文明的優良政體挺立，幾經折衝樽俎後憲制定型，為萬世開太平的真正的立憲時刻方始到來，「臨時憲法」始望為「永久憲法」所取替。因而，這一波「改革開放」走到今天這一步，即將水落石出，而有待臨門一腳，必是矛盾最為尖銳而危機四伏之際。利益格局固化，道德動機闕如，更可能因為利益衝突加劇，而調轉回頭。左右為難、驚慌失措之際，可能，據有些人的一己之念，為保大觀園之私，不惜祭出刀槍也。由此，它催逼出了必須保衛「改革開放」這一時代急務。
一句話，「改革開放」走到今天這一步，不進則退。倘不趕緊保衛「改革開放」，就有可能往回走，但願不是聳人聽聞。
新極左
在此提醒大家的是，恰恰在此關口，幾經作業，一種新型意識形態「新極左」逐步浮出水面。從鄧時代的「不爭論」，有意回避意識形態，去意識形態化，而以經濟建設和「奔小康」這一發展主義與民生主義統轄，到此刻的主動再意識形態化，並且不時挑起意識形態之爭，主要表現為對於一系列基於現代性的立國建政共識所進行的價值批判，對於「WG」之借屍還魂，其之來勢洶洶，是近兩三年出現的一個重要現象。這一波再意識形態化，並非簡單徑直回歸M思潮，亦非教條搬用馬列原典。一味斥責其「左」或「極左」，實在太過低估了包括學院這些教授在內的文宣打手們意識形態的建構力度，也輕視了自左翼顛覆「改革開放」共識，從而維護其所希冀締造的政統正當性的修辭技巧。
在我觀察，此一可用「新極左」概括的意識形態作業，內涵相當駁雜，可謂左右開弓。既含有WGM左極權思潮，亦糅合了某些西方白左理論，更採納了20世紀的西方右翼理念，甚至將陸王心學牽連附會。它們幾經混搭，調劑醞釀，終於發酵成今日模樣。其理論面相，目下尚未完全定型，但不再是簡單的WG式極左，毋寧，一種更具修辭力的「新極左」，則屬無疑。舊日WG式左翼思潮，比如，強調階級陣線階級鬥爭，著力於區分姓資姓社，凸顯紅色江山及其接班人脈絡，鼓噪鬥爭哲學全面內戰，乃至於最近倡說的「繼續革命」云云，均為基本要點。除此之外，左派學者之集體右轉，勾連上了施特勞斯與施密特，乃至於特朗普和某種法西斯主義極右翼觀點，狐假虎威，指東打西，為此「新極左」意識形態添磚加瓦，而較舊式極左略勝一籌，粗鄙依舊，而智巧有餘。因此，裝點為民族主義的國家主義，以重建社會秩序和倫理秩序面目而出現的威權宰製，表現為自我殖民的「北京排華」而實則深埋於權貴裙帶們階級意識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看似以富強為導向而實際上湧動著帝國思維的霸業衝動，冒充為心學的唯意志論，凡此種種，遂一一登場，實為此番「新極左」推波助瀾的產物，亦為其基本義理結構。說來好笑，本來，帝國研究之為熱點，對於帝國霸業圖景的熱衷，均為右翼思潮，卻主要出現於今日中國左翼理論作業日程，正表明此種「新極左」意識形態的右翼底色，而一以鞏固既有格局並取悅於權力為目的，其心態，其姿態，不打自招矣。
與此同時，努力培植小市民多愁善感的偽浪漫主義，以此作為廉價的心靈麻福散，經由意識形態導演與市場娛樂化操弄，雙管齊下，滿世界飄蕩，正在成為催眠全體國民，並且甚至早已影響到一般知識界的市儈哲學。漢語知識界之平庸，既是長年鉗口政策的惡果，亦為從業者自甘墮落所致，更是政治權力努力培植沒心沒肺的技術型專家的價值導向使然。自詡自由主義學人之學養貧乏而又汲汲於推杯換盞，實為置此情形下不自覺之自動入彀者也。這一取向與結構，要說有什麼大不了，也沒什麼大不了，不過就是「麵包加馬戲團」。但是，當下的操作是以商品經濟時代消費主義娛樂化出現，經此包裝，這便頗具顛覆性與裹挾力，從而，遂成新極左意識形態的側翼。從當年滿大街流行之「說《論語》」廉價勸世文，到裝神弄鬼的國學熱、禮拜大師、參禪悟道，再到後來的娛樂至死，迄至此刻所謂「退一步海闊天空」、「用心去愛就會原諒一切」，使勁兒摧殘智商、愚弄情商，均為其表像。
諸君，凡此商品消費主義小市民多愁善感，于常態政治條件下的億兆生計，可謂調料，並無不當，適為所需，不憚其多，唯恐其少。俟諸中國這波必將前後延宕兩百年的大轉型完成，一般不再有啥要命的事，成天介兒的將會是此類市民娛樂，充盈市井的必是此番市民社會的常態常情，可預期者也。否則，對於多數溫飽有餘的市民階層來說，起居于刻板作息時序，則平庸時代的無聊時光怎能打發。可問題在於並且僅僅在於，面臨大轉型收束時段這一非常時刻，一方面打壓以直面問題要害而進行深度嚴肅思考的國族心智，乃至於連「憲政」也成了敏感詞，另一方面卻又神劇滿屏、偽娘嬌喘、催眠有加，則其禍心自現，而于國族心智、心性、心志與心靈，適為一劑麻藥矣。其所針對和解構的是真實甚至酷烈的歷史敘事與前瞻性願景期待，消弭的是直面現實而正視中國大轉型有待最後收束的政治意志，詆毀的是幾經摧殘而亟需養育的國族道德心氣，實在禍莫大焉。
置此情形下，對知識界噤聲日嚴、言論口子越收越窄，與上述種種並行呼應，共同以阻隔對於政治德性的自然法式追問，對於生活方式的超越性倫理審視，而造就一種承認現實之無可奈何，暗示「認命」的犬儒主義生活哲學，作為此種「新極左」意識形態的側翼，遙相呼應，可謂智巧矣。
本來，漢語學術、思想與文化的持續發育成長應足以支撐國族政治身軀的發展，適相比配，這個叫做中華民族的政治存在才能身強心健。可隨著言論管控日嚴，這一勢能減弱乃至於終將窒息，則無腦政治勢必莽撞，如同無眼跛腳巨人用力過猛，踉蹌之下，必有撲倒之虞。畢竟，時至今日，再也無法用經濟蛋糕消泯民族的道德願景，更不能以此取代抹煞偉大國族和億萬公民的政治理想，反智主義與心靈雞湯式的多愁善感是市民生活的萬應靈丹，卻不應用作麻醉國族政治自覺的廉價毒藥。
因此，這一波新極左意識形態，包括何新式的精神疾患式臆想、強世功厚臉皮往上貼的東拉西扯、孔丹們這些自以為是而實則半吊子的政治後裔們早已過時的粗鄙操作、搬弄些現代西方白左和右翼思潮的學院跪舔一族的拼拼湊湊，終於構成了其理論作業和思想表達形式，需要引起知識界的高度警惕，而將建構理性剛健的國家倫理與法治國理論，首先是符合常識、遵循人道、不違人性的政治理性，作為中華文明復興的應有之義。
中產階級必須擔負政治責任
至此關鍵時刻，中國的中產階級必須自覺實現政治成熟，擔當起主導性社會政治力量的歷史職責，盡速登上中國歷史舞臺。
依照某種官方意識形態，「工農聯盟為基礎，工人階級為領導」這一基本架構，奠立了政權的正當性基礎。但是，我們知道，至晚1950年代中期以還，中國的資本階級不復存在，本來與資本階級相對應方始存在的工人階級，自此變成了孤家寡人式的「城市產業工人隊伍」，吃喝拉撒悉由單位做主，生老病死皆在圍牆之中，以單位人的孤立狀態直隸於國家，實際是附屬於各級政府及其企業。這不是什麼工人階級，毋寧，一種二十世紀的「城市工業嗇夫」而已。就是說，中國政治版圖上，本來就弱小的所謂「工人階級」，至此不復存在。
這一波「改革開放」以來，外資和民資崛起，意味著資本階級重新登場，有可能自反面重構工人階級，可「招商引資」的官方路線決定了權力必與資本抱團取暖，共同對付勞工階級，包括嚴禁真正工會與勞工援助團體活動，而使得工人階級終難成型。同時，由於「砸三鐵」與國有企業經由改制而完成了權貴化過程，將原有城市產業工人隊伍徹底打散，導致在資本階級重新崛起的同時，遂以三億沒有任何國民待遇的農民工填充進原有的產業工人隊伍，不僅再度造成孤立無援的個體面對龐大權錢一體的權貴體系的格局，而且，是一個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渙散的、從而必定是廉價的二等公民勞工群體。經濟學家名曰「蓄水池」，謂為「比較優勢」，道盡其真相，卻又荒唐至極。
換言之，在此情形下，所謂的工人階級依然不存在，因此工農聯盟也不存在，農民更是在半個多世紀裡承受了中國社會政治變局的多數苦難。因而，當下權力所依賴的階級基礎遂成真空，實則以權貴資本自家人小圈子為基礎，表現為「政治後裔」們全面佔領國家、全面壟斷原始資本積累的利益收成之後，以一個小圈子內部既得利益為基本盤，而繼續佔領這個國家並分享既得利益的固化局面。那邊廂，與「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實質並列的，是明面上鋪陳的所謂「人大代表」，其之自編自導自演，毫無代表性，不僅是「高貴的陌生人」，而且，多半時候，適為人民的異己性存在。
「政治後裔」們投身「改革開放」，挾帶著天然優勢，早已從當年的共同奮鬥者變成今天「改革開放」紅利的最大佔有者，不意間，幾番輾轉騰挪，已然喪失了政治感，更是毫無政治激情，完全不再有任何推動改革開放並將這波大轉型推進到底的政治德性和道德動機。利益格局鎖定，最大的利益動機便是固化利益格局，堅守基本盤，表現為「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的心理結構，心照不宣，心知肚明，而使得「進一步改革開放」遂不可能。換言之，置此情形下，拒絕分享利益分成，希望永固基本盤，成為這個社會之所以走到今天不進則退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此時此際，既需要重啟利益動機，以利益撼動利益，以權利制約權力，還需要啟動道德動機，用充盈文明自覺的歷史意識、強勁的國族心性與健全的良知戰勝政治市儈主義。
在此，誰能破局？如何破局？如前所述，陳義於「政治後裔」們，已然是無用功。草根階級嗎？不，他們是可以收買的，也是可以恫嚇住的。MM雨，小恩小惠，實際上已經收買了。其生聚，其甘苦，歷來只是歷史進程的參照因素。城鎮市民階層，一種市民社會的群眾，前政治與無政治的存在，因無階級自覺，消泯於「搞點兒小菜菜吃吃」，不成氣候。至於民間零散出現的大量維權行動，激於義憤，息於治安，止于民生，並不足以重啟「改革開放」。另一方面，城市底層普遍的不滿已然彌漫，並開始出現了「WG遺民」們回歸舊時革命記憶烏托邦、訴諸階級鬥爭與暴力革命等舊時話語工具的現象，再不有效扭轉，以主導性階級意識同化含攝，則危乎殆哉。
因而，此時此際，鑒於「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早已名存實亡，政治後裔們為核心的權貴資本德識卑污，上述諸種社會因素渙散，表明中國的歷史進程和政治發展，呼喚新興中產階級在捍衛經濟權利的同時，必須趕緊走上政治前臺，自覺提升政治地位，在政治實踐中實現政治成熟，爭取政治主導權。而這是一個中產階級培養政治感覺，提升政治責任意識，實現政治成熟的偉大鬥爭，也是一個對於全民族的自我政治教育進程，目的和結果是且只能是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為此，中產階級必須意識到自己是中國這個大轉型收束時段的國族政治意識的擔當者，激發自己「有志于政治領導權的階級所必須具備的強烈權力本能」。在此，如果說執政基礎及其代表性的話，那麼，不是別的，就是這一新興中產階級，將它做大做強，並自覺以此為基礎，才能獲得執政合法性基礎。實際上，作為改革開放的共同受益人，「中產階級」意味著最大的統一戰線，最為穩定也最希望穩定的社會力量，從而，也是最有可能擔負起政治責任的政治力量。所謂的「人民」不僅要還原為具體的生民、族民、市民、國民與公民，特別是選民，才能彰顯人民的主權者位格，而且，必須具體化並坐實為此刻所謂的中產階級，才有政治意義。在此，中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培養和覺醒，從而作為體系化的力量之獲得自家的政治意識，其實不是別的，就是作為這個國家的主要納稅人應當享有相應的代表性的權力意識。因此，對於中產階級之為主導性社會政治力量的呼喚，就是在將人民坐實，從而，坐實真正的主權者位格。其之發育成長，可能，才是破解利益動機固化、道德動機不足，從而重啟「改革開放」，而首先是「保衛改革開放」的基礎所在。因此，愛護中產階級，千萬不要摧殘他們，是這個國家的福旺所在，也是真切的執政基礎。什麼「三個代表」「四個全面」，還不就是基於他們並為了以他們為核心的生民之福嗎！
筆者此番陳言，多受馬克斯·韋伯及其身處其中的德國近代歷史的啟發。有感於十九世紀末期容克貴族既得利益集團不肯退出歷史舞臺，卻又衰朽不堪，早已落後於時代，難能迎應急迫內政轉型與撲面而來的世界體系的挑戰，而市民階級未老先衰，早為市儈所染，工人階級尚未成熟到足以擔綱領導者角色，導致德國難以發育出成熟的民主政治與國族心智，縱便外表強健，實際上卻無主導性力量，一有風吹浪打，必然不堪一擊，韋伯乃呼籲德國新興的市民階級，也就是德國的資產階級，以及以資產階級為軸心的整個中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而重啟社會發育與政治建設進程，以此為錨，動靜出處之際，德國這艘大船方始有望平穩遠航。而後來國家社會主義極左民粹疊加納粹，徹底扭曲了這一歷史進程，裹挾中產階級，正是違乎此道，遂至災難連連也。
既集大權，請辦大事
過往五年，以「反腐」為旗幟的政制行動展現了秉具政治擔當的政治意志，於吏治整肅方面已見行政效果。與此同時，大國互動剛柔相濟，以亞開行為標誌的全球財經佈局有條不紊，懟南海硬是懟成了既定事實，叫美日奈何不得，凡此事功，非牛人不能為，亦且有目共睹（不過，卻又催化出一個美日印澳的圍堵，另當別論）。正是在此進程中，總統制式的集權仿佛完成，格局已現，則「既集大權，請辦大事」，遂成此刻國族歷史進程發出的激切時代政治呼喚。
那麼，什麼是大事？朝野左右，自有看法。但是，不是什麼「解放臺灣」，也不是一味無謂懟日懟美，則無疑義。若以「武統」而實現一統，期期以為大事，可謂陰招，高級黑。另一方面，所謂「反腐永遠在路上」，如同「改革永遠在路上」，既是決心，也是遁詞，不成其大也。毋寧，如輿議所言，實施官員財產陽光制度、全面減稅、扶貧、振興鄉村尤其是鄉村基礎教育、建立合憲性審查機制、推動司法獨立意義上的司法改革、強化人大預決算權力、設置專職人大代表並坐實人大代表選區、容忍多元媒體與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凡此種種，均為「大事」，不妨一件一件，即刻起步，慢慢辦。
儘管如此，對於身處今日這一歷史節點的中國來說，最大的大事，悠悠萬事，惟此為大，置於兩千年歷史長河而堪為其大者，就在於最終完成這一波已然延續百七十年的歷史大轉型，於進一步坐實現代中國「1.0版」的基礎上，建設「2.0版」現代中國。
此話怎講？原來，現代世界歷史三百多年，中國近代歷史百七十年，是一個「雙元革命」的浩瀚進程。此即所謂「民族國家—文明立國」與「民主國家—自由立國」，兩元並立，支撐起現代國族大廈，也奠立了現代世界體系的基礎。前者為現代國家的「1.0版」，是要在文明立國的基礎上建構民族國家，彰顯文明的主體性。後者是現代國家的「2.0版」，旨在自由立國的基礎上建設民主國家，實現「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政治主體性。兩相疊加，雙元接續，建立起的是現代政治國族，一個億兆生民的共和家園。其中，民族國家所建構的主權體列國體系與民主國家公民理想所倡揚的永久和平，二者緊張並立，構成了所謂「現代秩序的世界體系」，而為現代文明之現代生活也。
現代中國是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的有機參與者，亦為現代世界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此一進程與體系，具體到吾國情形就是，中國之為民族國家早在「1911」奠基，歷經第一共和與第二共和接續奮鬥，第次坐實，蔚為大觀，有待收束。而中國之為民主國家，正在建設進程之中，有望于未來一兩代人的奮鬥中，力爭理性
和平，隨著這波大轉型之收束而畢竟其功。由此，「文化中國—文明立國」與「政治中國—自由立國」，兩維挺立，邦安國固，國泰民安。因而，「中國」與「現代中國」不是別的，是文明與政治的統一體，人民與城邦的共同體。抑或，以「大事」促大事，需要儘快啟動現代國家的2.0版本，如此方能促使這一波中國歷史大轉型平穩落地，現代中國最終加冕，而為此現代世界歷史收束。此為世界歷史國族的赤縣神州之天命，亦為當下國族政治進程的內在脈絡之啟示，有待此刻展現充盈歷史意識之強勁政治意志，而起腳邁步也。
回首一望，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作為現代世界歷史大轉型中與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德國革命並列的八大典型案例之一，「西班牙模式」涵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智利、南韓與中國臺灣等諸種情形。其之起步于右翼極權，而終於民主政治，堪為奇跡。尤其是專政者憑藉個人權勢與聲望，以良知回應歷史，借集權而還民權，力挽狂瀾，啟動民主轉型，實現光榮革命，進而完成和平過渡大轉型，實足彪炳千秋。
江河湯湯，人世泱泱，瞻前顧後，東西映照，立足當下，在此可得陳言者，一句話，「既集大權，請辦大事」。
為此，配合上述諸項可得即刻動手的「大事」，作為一種過渡性處理，則坐實法理上的最高權力，使事實上的最高權力向法理上的最高權力靠攏，亦為選項。此不惟重申全國人大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而非只是工作機關，憲法之不可搖撼，更在坐實憲法第35條規定的各項基本公民權利之神聖不可侵犯矣。
臨了再說一句，「政治後裔」們自1978大步後撤，固守經由「改革開放」而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排斥其他階級階層的分享與參與，說明其心智與德性，已退化為小市民的政治市儈主義。逮至訴諸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鉗口日緊，等於重拾專政理路，表明不足以擔綱歷史進程。正因為此，國族建構未能從1.0版本進入2.0版本，經濟建設主導到達此刻這一程度後未能轉換為民主國家的政治建設軌道，表明政治後裔們的政治感喪失，政治德性隳頹。因而，啟動已然延續百七十年的大轉型之臨門一腳，完成國族天命，要求「既集大權，請辦大事」。否則，畢竟還如馬克斯·韋伯所言，「一個大國的最大危險莫過於被一群政治上毫無教養的市儈所領導。」
＊為中國著名法學者，北京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系作者在「2018新年期許論壇」上的演講修訂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