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近年來，對於中國的太空成績和科技發展，《蘋果》的報導「少了很多」，蕭風說。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的異議人士受壓迫的消息。
港聞部的蔡元貴說，從編採方針來看，「分水嶺」出現在2014年。當年有民主派人士醞釀「佔領中環」運動，香港的公民社會被調動起來，《蘋果》隨之加強了政治新聞報導，將此前吸引眼球的突發新聞和娛樂新聞排在其後。
除了自由的表達空間和支撐記者發揮所長的資源，受訪的前《蘋果》員工還不約而同地提到，《蘋果》曾給他們帶來的獨特的歸屬感可能是其他機構再也找尋不到的東西。
「可能越受到打壓越有凝聚力吧，」蔡元貴說。
2014年10月，有親北京勢力到報社樓下抗議。但為了讓第二天的報紙順利出街，工作到深夜的編輯和記者下班後主動到公司外與反對人士對峙。「我們是記者，也是保安」，蔡元貴意識到，記者不僅要報導事實，還有更多責任。
「既然這個媒體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那你作為一分子，就會不斷想，寫一篇文章會有什麼效果」，蔡元貴說，「如果令公民社會倒退，那肯定不會寫」。
去年8月10日，香港警方逮捕了黎智英，並搜查壹傳媒大樓。當晚，《蘋果》高層決定加印次日報紙至35萬份，後來發現供不應求，再加至55萬份。印刷機帶著滾筒飛速旋轉，在燈火通明的大樓裏傳出此起彼伏的滋滋聲，映襯著一張張不知疲倦的面孔。蔡元貴當晚在自己的臉書上寫道：「史無前例的侵犯傳媒行動，換來史無前例的讀者聲援」。
次日報紙頭版以「蘋果一定撐落去」為標題出刊，街頭巷尾排隊買報的人群成為城中一景。
黎智英被收押前對BBC說：「這只是安穩地過我的生活。但如果我坐牢，我就是有意義地過我的生活了。」
「我不是無業，只是沒有辦公桌」
政治環境變化伴隨著香港社會撕裂，立場鮮明的《蘋果日報》也逐漸走向政治光譜的極端，成為當局的眼中釘，至到6月23日停刊。
面對失業，蕭風說，「還想繼續寫下去。」他認為目前經濟壓力未到沉重，仍在尋找一份文字全職工作。
年輕的夏家朗依然覺得不甘心。為了生活，他準備報讀樹藝工程再培訓課程，但即便將來真的從事這一行，他說自己也會拿起相機，記錄下他所見到的多元香港。
「也許我可以拍攝每顆樹下的香港」，夏家朗說。
而自從有同事被捕，蔡元貴就堅定了自己不會移民的想法。「留下有一個象徵意義吧」。 他說， 一來可以在精神上支持老友共渡難關，二來可以讓香港不再失去更多不同聲音。
在離開《蘋果》第五天，蔡元貴去看了《無依之地》（Nomadland），四處遊歷的女主角在面對親人的不解時說，「自己不是無家，只是沒有住所」。他看後寫道，「自己不是無業，只是沒有了辦公桌」。他還想提起筆記錄餘生，撿起散落在香港各個角落的精神貝殼。
「也許我可以拍攝每顆樹下的香港」，夏家朗說。圖為他的作品。
